其次大课，首长报告，说法治应该是继武装之后，以法律为主要的镇压工具的意思。我当时听了，就立刻想到，这不是我国古时“法家”的所谓法治吗？这不是把“刑治”解释为法治吗？为什么当时我的思想上会立刻有此反应呢？显然的这与我自己对于法治的解释，是相反对的意见，思想上起了反抗。我过去既认为法律是代表正义的，对于法治，当然不赞成“法家”的一套说法，当然不以为法治就是“刑治”。而对于法律是镇压工具的一句话，理论上虽早已接受了，但在思想上则并未真正贯通，所以当时听了报告，一刹那之间，思想上就会起了反抗。如果在思想上真正已贯通了，那么既然法律是阶级统治的武器，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所谓“法治”的首要意义，当然是应该从法律的镇压作用方面去理解的，何至于会联想到古代“法家”的思想上去？更何至于拿“法家”的思想来和马列主义相比，比拟不伦至于如此？这虽只是一刹那间的思想起伏，但正可证明旧观点的潜在力之大。
以上这三个具体事例，说明了我的那个基本的旧法学观点，对于我的思想起了多么大的影响；只有彻底地认清楚了这一点，才可以提高自己的警惕，加倍努力去克服。而在过去，它对于我所起的作用，就总的方面而言，剥削者国家的法律，对于多数人而言，明明是不正义的东西，而我偏说它是具有强要性的行为规范，说它是最低限度的伦理，人们必须遵守的；隐蔽了它的强制性，隐蔽了它只是为少数人的利益，而强制多数人遵守的本质，替它披上了正义的外衣，显然只是起了麻醉人民的作用，模糊了人民的阶级意识，为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罢了。
今后，新中国的法律虽已不是少数人的法律，而是多数人的法律，虽已不是少数人的意志，而是代表多数人的“正义”，但是也决不容许对于法律去故意隐蔽它的阶级性，隐蔽它的强制性的说法。因为这是违反真理的，是虚伪的，同时也使人们对“镇压反革命”与“对敌人要专政”，不能有正确的认识，这是对于人民不利的。
因果关系，想像俱发，从一重处断!欧声和
在学习
刑法时，旧法观点表面上似乎少些，但一接触到具体问题，旧法观点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比如讨论房洛雨破坏土改杀害村长案，我认为他构成反革命罪，拟判他死刑。这种结论和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是相符的，可是，结论相同，观点未必一样。我对于房洛雨杀害屯长康玉环行为，斤斤计较其有无“因果关系？”而且认定其破坏土改行为和杀人行为是“想像俱发”，应“从一重处断”。这种观点显然是由旧
刑法“相当因果关系说”及“一行为而触犯数罪名从一重处断”出发的。以后经过
刑法问题解答报告和自己细心研究之后，才知道该案被害的不是康某个人，而是屯长，而是国家政权，纵使屯长没有死亡，他也应负反革命罪责，杀人行为与屯长死亡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可以不问，该案罪责是反革命，其杀人行为不过是反革命行为发展到最高峰，那就无所谓“俱发罪”了。按照他的反革命行为本来应该判处死刑的，不应该因为杀死一人才从重片断。我只注意他杀死一人，而没注意他杀的什么人？被害的是什么？显然不了解该案犯罪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