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旧法律观的分析-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日本美浓部达吉对于“法”的定义也是如此下的，我的定义，的确是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只写出我的定义的文字还不够，还不足以与美浓部相区别，让我再稍微详细地介绍出我的论点来。当时一般法学著作，对于“法”的定义，都说“法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为什么我不用“强制性”而用“强要性”这个名词呢？我是有特别的用意的，我是从另一句话——“法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这句话出发的，说这是对于人们行为的起码的要求。因为是起码的要求，所以一定要做到，所以称之为“强要”。他们称“强制”，我称“强要”，“强制”“强要”，在文字上虽没有多大差异，出发点则完全不同。“强制”是表示国家权力的作用，“强要”是说明这是“正义”的要求——“正义”的起码的要求。
　　看了以上我对于“法”所下的定义，显然的，我过去关于法的基础，关于法的本质的认识，是采取正义说的，认为法的基础是“正义”，法的本质是“正义”的表现。并且一般正义说者，他们所下的定义，还多说法是具有强制性的规范。我则更进一步，在定义里隐蔽了法的强制性，彻头彻尾地替旧法披上了“正义”的外衣。
　　现在我先分析我这个基本观点的来源。“法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这话本是资产阶级法律学者说的。当然，我的法的定义，是受了资产阶级法学的影响。其次“法律本乎人情”，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中国过去的经书上还说“出于礼则入于刑”。当然，我说法的基础是“正义”，这更是受这种封建意识的先入作用的影响。然而上面已经说过，我的这个基本观点，乃是多年讲授民法，常常须要接触到法律本质问题的一些意见的总结，所以主要的还是从旧民法的规定里来的。例如旧民法上有所谓“法律行为违反善良风俗者无效”，“乘他人急迫的行为他人可以声请撤销”，“权利之行使不得以损害他人为主要目的”，“故意以背于善良风俗的方法加损害于他人者须负赔偿责任”，“债权之行使，债务之履行，须依诚实信用方法”等等的规定，在我当时看来，都正是说明了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的。除这类一般的规定外，其他如限制土地所有权的行使，对于利息的限制，以及“租赁击破买卖”的规定，也都是促成我对于法的本质作了如上的认识。
　　当然，这种认识决不是正确的，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而已。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上几曾有过真以“正义”为基础的法律？虽然陈绍禹同志也曾说过，人民政府的立法工作，要“法理与人情相结合”。维辛斯基的论文和苏达里可夫的报告里也提到社会主义的“正义”。然而在这里所说的“法理与人情相结合”，是指的人民的“人情”，多数人的“人情”。在苏联已经没有敌对的阶级，只有两个友好的阶级，两个友好的阶级间已经有了道德的统一，所谓社会主义的“正义”，这是指的全体劳动人民的“正义”。中国过去是少数反动阶级统治的国家，旧法只是少数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哪能符合于多数人的“正义”，符合于多数人的“人情”？“正义”“人情”也是有阶级性的，在有敌对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正义”本是有两种：统治阶级有统治阶级的“正义”，被统治阶级有被统治阶级的“正义”。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正义”根本便不会统一，当然不能说法律是以“正义”为基础，法律是代表“正义”的要求——除非说这就是指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