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人法”的桥梁——托马斯·阿奎那法律思想的合理成份
吕世伦;程波
【摘要】阿奎那法律思想的建树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整体的表现，既是对以前的各种思想进行汇总、修正和发展，又是当时欧洲中世纪发展时期具有深刻远见的反应。其合理成份在于以亚里士多德为媒介，受文艺复兴的启发，增加浓厚的世俗主义的色彩，成为神学法通往世俗法——“人法”的一座架桥。
【关键词】阿奎那；国家；人法；自然法；理性
【全文】
当年，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几乎完全依赖上帝的恩典，否定人类有自我拯救能力的学说，在一些重要方面陆续受到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们的修正。托马斯•阿奎那（S.Thomas Aquinas，1225-1274）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阿奎那生活的世纪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运动的前夜，他尚在人世时就已经达到了神学和哲学的颠峰。1567年教会尊称他为“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正式宣布其体系为教会官方学说。他的学说至今仍可以被誉为是对罗马天主教神学、哲学、伦理观的权威解释。阿奎那不仅追随奥古斯丁，而且紧跟当时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而刚刚为人所知的亚里士多德。他详加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的主要文献，并在其神学著作中广泛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料，为树立基督教在西方世界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权威，做出巨大贡献。
阿奎那宣扬“人们之间天生不平等”，主张“在人类事务中，低级的人也必须按照自然法和神法所建立的秩序，服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 [1]他把亚里士多德理解为自然的奴隶制解释为神意，为奴隶制度辩护。在这方面，阿奎那表现出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把希腊智力生活的新眼光带给了中世纪，并使中世纪人相信，理性是一把钥匙，一定可以打开认识自然界的大门。从十三世纪迄今，这种激励人心的因素从不曾完全消失， [2]而且对欧洲精神生活影响很大。W•乌尔曼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理论对中世纪社会及政治统治的观念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3]然而，阿奎那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致力于根据基督教信仰来重新解释亚里士多德，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改造基督教神学，他把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福音教义相适应，使之同基督教信仰体系协调一致，并将自然的和神学的知识创造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思想体系。所以博登海默说，他的思想体系乃是基督教圣经教义与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一种巧妙的结合。 [4]萨拜因也指出：“托马斯哲学的本质在于，它想建立一个全面的综合体系，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和谐与一致。……启示虽然处于理性之上，但决不悖于理性；神学完成了由科学与哲学开始的体系，但决不破坏其连续性。信仰是理性的完备形态。它们共同建立了知识的殿堂，但决不彼此冲突或相互矛盾。” [5]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古代时期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一个从中世纪文艺复兴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思想家。阿奎那以卓越的睿思，担当综合基督教义与哲学的历史重任，其法律思想的建树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整体的表现。它既是对以前的各种思想进行汇总、修正和发展，又是当时欧洲中世纪发展时期具有深刻远见的反应。其合理成份在于以亚里士多德为媒介，受文艺复兴的启发，增加浓厚的世俗主义的色彩，成为神学法转向世俗法的一座架桥。
一、调和自然国家观与神学国家观
在中世纪早期，人们普遍相信“国家的根基是不洁净的，源于人的罪，国家不过是用以压制邪恶和惩罚违法者的必要的恶。” [6]奥古斯丁就曾把政治社会（国家）描绘为堕落的人以拯救他们罪恶的一种神授的秩序。国家存在首先是因为人有原罪。在这里，奥古斯丁揭示了国家的不自然，国家不过是用以抑制人的原罪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的人类建制，是上帝用以惩罚人类原罪的手段，或者说是上帝实现其惩罚和拯救人类计划的安排，其自身并无独立价值。
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中，却带有鲜明的自然主义色彩。亚里士多德从自然人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政治动物”这一命题，认为国家是从家庭中自然地生长、发展起来的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在原则上可以满足作为公民的人之需要。国家是以实现共同体最高的善为目的的，在于保障良好的生活。国家是自然法则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契约或习惯的产物，更不是上帝惩罚人类的“刑具”。亚里士多德的立论有两个特点：社会和国家不是被当作观念的，而是自然的，社会和国家是被一体看待的，因为一切都包括在城邦政治生活中了。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有关城邦方面所形成的概念，不可能刻板地应用于中世纪社会，而需要加以相当程度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