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它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公共世界的解体，除了产生完全由所谓“私人利益”支配的经济型的“消费者”或“纳税人”这种大众人之外，还为极权主义准备了大量群众，即那种千人一面、在极权政治浪潮中被权力寡头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极具破坏力的非理性“群众”。大众向群众转化的内在心理机制依然是现代人的孤独，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使大众社会难以忍受的并不是这一社会中人口数量（或至少这不是难以容忍的主要原因），而是人群之间的这个世界已经丧失了使人们相聚、相连而又相离的力量。” [2](P40)极权主义运动之所以能够成功，端赖于它给失落的个人以“一种在世的位置感”。 [5](P324)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建立在虚幻的基础上——比如犹太人的共谋或者亚利安种族优越——的世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把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他们看作实现历史必然性的主导力量，从而为随波逐流的个人提供了一种世界的统一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幻觉，而组织起来的极端主义运动则使他们把幻觉当作现实，运动中似乎无坚不摧的群众摆脱了无力感，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失落的“公共世界”。表现在反民主运动中的政治极端主义，就是大众人失去公共世界的结构性的、心理性的结果。所以，阿伦特说，“挤成一团的众多人口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专制的倾向，这种专制可以是一人专制，也可以是多数人的专制。” [2](P33)
　　群众、暴民与极权主义
　　前面说过，极权主义的兴起是阿伦特政治哲学思考的直接背景。与多数学者把矛头指向极权主义者不同，阿伦特在探讨极权主义起源时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在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身上，相反地，她的着重点在于群众和暴民。或者说，阿伦特认为，作为大众社会的一个主要后果的群众和暴民的大量产生，才使得现代政治演变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政体：极权主义。对群众、暴民的批判成为阿伦特大众社会政治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应该指出，阿伦特在分析群众与暴民时，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点，那就是人民。正是她的独特的人民理念，才使得群众和暴民的形象容易让人理解。 上文曾经论述过，在一个其主要价值受劳动支配的世界里，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被转化为劳动。因此，所有从事工作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劳动动物，成为大众。因此，使得极权主义成为可能的“大众”，并非仅仅来自社会下层或者劳动阶级。但是，在大众社会中，如果仅仅只有孤独的大众，如果所有的公民都被个体性所战胜，那么便无法理解当代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展，虽然按照阿伦特的标准，这种进展并不理想。所以，在大众社会中，随着阶级的解体、各种政治运动的推进以及历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人的阵营实际上被分化为人民、群众与暴民。
　　人民在她的政治哲学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术语，在阿伦特看来，人民是由被动员起来捍卫共享的共和世界的许许多多个人组成的。 [6]一个群体归属人民行列与否，其间的差距在于这个群体是否共享一个人的“世界”。阿伦特在《论革命》中以美国革命为例指出，“人民”一词保留了多数的意思，保留了多数的无穷多样性，其最高权威正是来自于其多元性。因此，与公共舆论、也就是潜在的全体一致相反的是，这种多样性是美国革命的人们完全赞同的事情的之一；他们深知，共和国中的公共领域是由平等的人们之间交换的意见构成的，同时，一旦所有平等的人们恰巧持有同样的意见以至于意见交换成为多于的，这个公共领域就会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人民概念等同于多样化的言论与意见。 [4](P88－89)美国革命成功地建立了共和与宪政，因为它是由被动员起来的人民进行的，他们分享同一个世界；反观法国革命，它成为今后一两百年政权更迭、社会纷争的源头，其原因在于这个革命从一开始就被动员起来的非人民的群体，饥肠辘辘的穷人驱离了正常轨道。法国大革命中的穷人为什么不是人民？因为，虽然穷人被动员、被组织起来，但是他们被以错误的方式组织起来。他们不是被围绕着一个外在于他们的共享世界组织起来，而仅仅由身体的需要，由他们忍受的饥饿而被扭在一块。阿伦特把他们描述成一个“多头的怪兽”，一个像一个躯体行动、似乎按照统一意志行动的群众。他们强有力，但只有破坏性，而无力建立起“诸多永久的制度”。 [4](P69－70)阿伦特很坦诚地说，拥有公共世界的人民是一类精英，她也指出，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人民”总是意味着人口的少数。 [6]尽管它是罕见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在某些时候，它有足够的强力产生一个共和的“永久性的制度”，其合法性由行动中的人民的记忆和神话来论证。但即使它再度解体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世俗的合法性，但它仍然能够遗留下记忆和神话激励其他的共和主义者来采取行动。

第 [1] [2] [3] [4] [5] [6] [7] 页 共[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