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它对自由构成了威胁。阿伦特是古典共和主义者，她的自由观念就是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参与的自由，就是公民权中内蕴的自由。而公共世界的衰弱恰恰意味着政治领域的衰弱，实际上就是公民权的衰弱，就是自由的衰弱。它的反面以及它的根由，恰恰是劳动动物的胜利。在阿伦特看来，摆脱穷困潦倒的命运是现代社会的大众冲动。它创造了西方近现代历史的伟大功绩。但是，一个劳动动物支配的世界，对于自由来说并非什么好消息。在《论革命》中，阿伦特以现代大众人追求的典型——美国梦为例指出：美国梦——从19世纪和20世纪大规模的移民来理解——并不是美国革命中的建立自由之梦，也不是法国革命中的人类解放之梦；很不幸的是，美国梦是个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乐土”之梦。现代技术的发展助长了这一梦想的实现。大众社会是欲望充盈的社会，穷人欲望摆脱贫困，富人想望奢侈消费。但是，美国的繁荣和大众社会日益威胁着整个政治领域。其中最要紧的是，现代性的力量使人们专注于“谋生”，从积极参与的公共空间中剥离出来，由此削弱——如果不说摧毁了的话——公民的功能。她引述Crevecur话说，在大众社会中，“人将战胜公民”，那些说“我的家庭的幸福是我唯一的愿望”的人将会得到几乎每个儿的赞同。他们以普通人的名义或者某些含混不清的自由的名义否定公共美德。革命公民转变为私性个体或者大众人，这是19世纪社会科学的一个经常性话题。在这个话题背后，在更为深刻的层面上说，可以把“政治自由欲望”的消失看成是个人退缩回“意识的内在领域”，那是唯一“适合人的自由的领地”；在这个领地里，如同在一块坚固的堡垒中，战胜了公民性的大众人，将致力于捍卫自己，反对“反过来战胜个体的社会”。阿伦特总结说，比起18、19世纪的革命，个体战胜公民的过程，更大地塑造了19世纪的面貌，也部分塑造了20世纪的面貌。 [4](P135－137)
　　其三，它产生了孤独的大众。由于公共世界的解体，占领了公共领域的大众实际上又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阿伦特说，“然而，劳动者事实上的解放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这就是这一人口的全新部分或多或少突然被允许可进入公共领域，也就是公开出现；与此同时，不被纳入社会，不在社会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中充当任何领导角色。可以说，这些人又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 [2](P214)这样，失去了公共世界的大众陷入孤独的境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说，“大众人的主要特征并非残忍与落后，而是他的孤独与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 [5](P310)在某种程度上，孤独的大众人宿命地被剥夺了生命的意义。“过着完全独处的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真正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来自他人所见所闻的现实性被剥夺了；通过公共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作为媒介与别人相联系或相分离的那种‘客观’关系被剥夺了；取得比生命自身更更为永久的业绩的可能性被剥夺了。” [2](P45)处于孤独与无意义状态中的人们，百无聊赖，玩世不恭，欲望充盈，理性尽失。“当现代人丧失了一个行将到来的世界的确定性时，他被扔回了自己，而非这一世界。......他被扔回这一世界，扔回到封闭内向的反思之中，在那里，他能体验的至高是一些空虚的头脑进行推断的过程，留下的唯一的内容是欲望和情欲，其身体的无感觉冲动，它将它误认为''热情''，对它他永远是‘不理性的’，因为他发现他不能‘推理’，即对它们进行推断。” [2](P3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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