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关键是，她的思想是围绕着必需品与自由这两个极端展开的。必需品领域活动的特征是劳动，自由领域活动的特征是（政治）行动。这两个领域的关系就是私与公、羞耻与体面以及轻浮与永恒的关系。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必需品的劳动被提高到最高价值的地步，其结果，生活的最高价值不是表现在公共的或者政治的生活上，而是表现在追逐私利上面。“无限制的经济生长，以及牺牲公共领域以换取私人领域的扩张，成为集体生活的最高目标。国家——以地域为经界与合法操纵暴力工具的组织体——接管了物质生产与再生产的功能，其存在的目的，以自由主义的立场，在于保障每一个‘私人’能发掘与追求其私益。” [3]( P112)总而言之，从个人到社会到国家，所有的领域都充斥着私利的考量，劳动、工作与行动的界线模糊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线也模糊了。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发展的铁律面前，“人是目的”的命题不再灵验，人成为经济必然性的工具倒是现代人普遍的体验。它给人类生活的前景投下浓重的阴影。“摩登时代肇始于人类活动的这种史无前例的、有前途的爆发，它会在历史所知的最死气沉沉、最枯燥无味的消极状态中终结，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2](P313)
　　应该指出，在这一点上——即人们都关心最基本的物质需要，都把精力都放在“必需品领域”，从而威胁公共世界，导致政治衰弱，带来悲观前景——阿伦特是正确的。但是，她对劳动的批判，从而把劳动所体现的“必需品领域”排除在政治之外，则显得过于理想化，它跟摩登时代的精神格格不入。这也是阿伦特遭到许多人诟病的原因之一。
　　大众社会的政治后果
　　毫无疑问，阿伦特对劳动、对劳动动物的批判姿态令大多数人吃惊。且不论这种批判的真理性如何，对本文重要的是，阿伦特的劳动批判构成了她的大众社会批判的哲学基础。在阿伦特看来，正是劳动动物的支配，导致了大众社会的一系列弊病。
　　其一，它导致了公共世界的解体。阿伦特整个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与公共世界的关系。“公共世界是我们一出生就进入、一死亡就弃之身后的世界。它超越了我们的寿命，过去是如此，将来也一样；它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存在，在我们的渺渺一生之后仍将延绵持续。这不仅仅是我们与那些和我们共同生活的共同拥有的世界，而且也是与我们的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世界。” [2](P42)公共世界是个世俗永恒性的公共空间，它超越了凡人的寿命。“没有这种超越并进入潜在的世俗性永恒，那么，严格地说来，政治、公共世界和公共领域就是不可能的了。” [2](P42)如果缺乏这种公共世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为了“谋生”，我们所在的世界就会变成只为一代人而建立并只为谋生而筹划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实际上就是动物化劳动的结果。在必需品与自由、轻浮与永恒这两个极端中，劳动只能创造前者，而无法为人类提供自由与永恒的道德意义。所以说，阿伦特反对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所产生的轻浮性和现世性，推而广之，她批判大众社会，正是因为劳动的支配使人都局限于一己私利，使人同公共世界剥离。在大众社会中，以往本质上只是家庭内的或者私人性的活动占领了公共领域。或者说，“与纯粹的生存相联系的活动被获准出现在公共领域。” [2](P35)但是，由于劳动动物没有一种如何创造和维护持久世界的观念，所以留给我们的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而只是公开展示的个人活动。阿伦特指出，“随着大众社会的出现，社会领域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最终达到了用平等的手段和相同的力量吸纳并控制一个既定社区内所有成员的程度。但在任何情况下的社会的平等以及现代世界平等的胜利，只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承认了这一事实：社会已经征服了公共领域，两者的区别和差异已经成了个人的私事。” [2](P32)在这里，单一主观性，或者说个人主义成为支配性的价值，人们只从自我的、单一的、当世的视角看世界。阿伦特说，公共世界的解体“这一现象或许也会发生在大众社会或大众歇斯底里的情形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所有人突然变得循规蹈矩，就像一个家庭的成员一样，每个人都在延伸和加强其周围人的观点。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才真正是孤独的，也就是说，他们无法耳闻目睹他人，也无法被他人耳闻目睹。他们被囿于自身单一经历的主观性之中，只要这一经历不变，它就不会停止表现出这一单一性。当人们只从一个角度去看世界，当人们只允许世界从一个角度展现自己时，公共世界也就到了尽头。” [2](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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