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上述背景，本文从三个方面解读阿伦特对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第一部分论述她对“劳动动物”的批判，第二部分归纳她对大众社会政治后果的批判，第三部分结合她的人民、群众、暴民等各类主体性概念，进一步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
　　“劳动动物”支配的社会
　　要理解阿伦特的大众社会以及大众的概念，“劳动动物”是其中的关键词。在阿伦特看来，劳动、工作和行动是人的三种最基本的活动。它们都是从“Vita Actica”这个词派生出来的。三者分别对应于拥有生命的世人的三种基本条件。其中，劳动不仅确保了单个人的生存，而且维系着整个类的生命延续。从根本上说，它属于必需品的领域。工作不是一种自然的活动，它营造一种与自然世界截然不同的“人工世界”，说到底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工作及其人化成果，使短暂徒劳的生命与稍纵即逝的时间得以延续和永存。而行动是唯一不需要借助任何中介所进行的人的活动，是指人们而不是人类居世的群体条件。一切人的条件都与政治相关，而群体性则是所有政治生命的重要条件，不仅仅是充分条件，而且还是必要条件。依据阿伦特的价值尺度，在人的条件这三维视角中，劳动与工作只具有辅助性的或者工具性的价值，其目的在于维持人类的生命，并为行动（政治实践）提供物质条件，本身不具有自主的价值。
　　阿伦特的这一思想源自古希腊思想家的劳动观念。在古代生活世界中，作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主要是奴隶的事务，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之外。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活动的公民，就是摆脱了劳动的俗务进入公共领域的自由人。尽管整个城邦的生存维系于奴隶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终究是等而下之的活动，与自由无关，与公共事务无涉。因而，在古希腊，从事劳动的“人”被称为“劳动动物”。古希腊人否认的并不是“劳动动物”所具有的人的能力，而是认为只要为生活必需品而工作的人就不配用“人”这一字眼。“劳动动物”其实是动物的一种，最多不过是最高级的动物而已。与马克思的断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②相反，在古代世界中，生产必需品的劳动被看作是人类生活方式中与动物共有的部分，劳动不足以把人同动物区分开来，惟有公共领域中的政治行动，才是人的价值承载者。 [2](P81)作为人的条件，劳动、工作与行动各有其活动的方位，劳动与工作属于“私人领域”，政治行动则属于“公共领域”。从其最原始的意义上说，这种区分意味着在人类生活中，必须有某些事务是隐匿的，而另一些事务则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得以彰显。
　　摩登时代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劳动提升到“Vita Actica”等级序列的最高位置。摩登时代是劳动动物取得全面胜利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对劳动动物的批判并不是对劳动以及劳动者的批判。她并不否认劳动的工具性价值，也不否认劳动者的解放构成了人类自由的扩展。实际上，阿伦特对劳动以及”劳动动物”批判，是对摩登时代的现代性批判。阿伦特批判摩登时代的理论基调是，动物化劳动已经成为人类支配性的生活方式。她说，“摩登时代倒转了所有的传统……它赞扬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并把nimal laborans提升到了与animal rational（理性动物）相提并论的地位……。” [2](P82)这种倒转与提升，不仅使得私人领域占领了公共领域，因而劳动挤压了或者混淆了行动的空间，而且也使得摩登时代一切的人类活动，都要服从于劳动价值，并且，就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而言，就我们与公共世界的关系而言，我们全都成了劳动动物。摩登时代因此成为劳动社会。劳动社会也就是大众社会，也正是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劳动支配了整个世界的主要价值，“劳动”大众成为世界的支配者。她说，“大众社会已经吞没了国家的所有阶层，''社会行动''已经变成所有生活领域的标准。” [2](p34)问题在于所有的人类活动都被缩减为劳动的公分母，即缩减为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丰富的消费品。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劳动动物。我们的生命与世界的关系就是动物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被认为是为了“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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