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有学者甚至认为：“司法人员对
刑法的适用解释，才是一个国家
刑法解释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司法人员所表达的才是何为法律的最后语言。”王凯石：《论司法人员的
刑法解释权》，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6期。
④该解释文本开宗明义地说：“为依法惩治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犯罪活动，保障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现就办理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⑤如香港华懋集团主席龚如心以伪造遗嘱的手段在民事诉讼中与王廷歆争夺王德辉的遗产，标的逾百亿元港币。参见：《香港“世纪争产案”：龚如心涉伪造遗嘱被捕》，金羊网2002年12月13号报道，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2-12/13/content_466061.htm
⑥有学者甚至认为应当建立以法官适用解释为主体的解释机制，提升判例在
刑法解释中的地位和作用。参见刘守芬，房树新：《论法官为
刑法解释的应然主体》，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5卷第3期。
【参考文献】[1] [37] 参见：《澳柯玛诉乔红霞诈骗案中案最高法院介入》[Z]，载山东企业网，http://www.sdqy114.com/ypnew_view.asp?id=14286
[2] [38]参见《一商丘人利用民事诉讼方式诈骗60万》[Z]，载中国法院网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12846
[3] [11]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场与范畴》[M]，法律出版社，2005年，14页，21～22页。
[4] 曲新久：《刑事政策的权力分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230页。
[5] 刘仁文：《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1）。
[6] [27]储槐植：《刑事政策：犯罪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和司法实践的基本指导思想》[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1999年，（5）。
[7] [34] [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M]，法律出版社，2000年， 11页，4页。
[8] 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J]，《法学研究》，1998年，（6）。
[9] [28] 林纪东：《刑事政策学》[M]，正中书局1963年（修汀版），3～4页，9页。
[10] [33]刘远：《刑事政策的哲学解读》[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2页，19页。
[12] [13]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21页。
[14] [30] 张志铭：《当代中国法律解释问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5）。
[15] 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55页。
[16] [美]本杰明.卡多佐，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M]，商务印书馆，2000年，7页。
[17] 参见陈忠林：《
刑法的解释及其界限》[A]，赵秉志、张军：《2003年中国刑法学年会论文集》第一卷[C]，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4页。
[18] 王凯石：《论司法人员的
刑法解释权》[J]，《浙江学刊》，2004年，（6）。
[19] 刘晓莉：《
刑法解释的主体》[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2）。
[20] 陈朴生、洪福增：《
刑法总则》[M]，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2年，6页。
[21] [23] [26] [32] [35] [39]时延安，阴建峰：《刑事政策在
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