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幅度之外，保险人的责任是以驾驶人有责任为前提的。1965年《强制
保险法》第
18条规定，事故的发生仅仅是责任承担的表面证据，司机可通过证明其在驾驶时没有过失作出反驳。但是在实践中，此种导致免责的举证是很难成立的。
三、我国的现行制度极其评价
我国现行制度对“交强险”和“责任险”进行了区分。关于交强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
21条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人依法在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除非事故是由受害人的故意造成的。关于责任险，我国《
保险法》第
50条规定，责任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准的保险。归纳起来，既然《
保险法》第
50条的规定适用于道路交通领域机动车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责任，那么，我国的交强险采纳的是前述“出险即赔”的制度，而责任险反映了前述“有责任才赔”的制度。因此，我国采纳了类似于前述德国法上的制度。
那么，在前述三种模式之中，我国今后采纳那一种为好呢？笔者认为，采纳其中的法国模式是最好的。首先，尽管涉及机动车对行人的责任，我国采纳的是德国的“严格责任＋过错相抵”的制度，但保险人的责任与机动车方的责任并不必一致。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对司机的责任采用的过错推定原则，但对保险人来说，只要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害人伤害或死亡，不论加害人是否有过失，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台湾1994年《强制汽车
保险法》第
7条）其次，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前述法国模式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仿效，比如，原本非常保守的美国各州也出险了采用法国模式的倾向，而一贯对德国法亦步亦趋的台湾地区也采用了法国模式。第三，采纳“出险即赔”的方案，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能够最大程度地缓和社会矛盾，体现党和国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加速使我国步入和谐社会的步伐。第四，发展社会保险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所有的驾车族的“援手”使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社会的帮助，特别是在道路交通领域，保险机构不应以牟利作为其存在的目的。目前，采纳“出险即赔”的方案，我国的保险公司完全有能力进行赔偿。有人作了这样的统计：北京市的车险收入在2003年为12亿元，赔偿额仅为2.4亿元。（张新宝，陈飞著：《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