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上述《刑事诉讼律草案管辖各节》第十九条有指定管辖和移转管辖的规定：因被告人身份、地方情形，或诉讼经历，恐审判有不公平者，应由检察官向直接上级审判衙门申请移转管辖。所以姚案最后由通州、苏州移转到上海审理。我国现行《
刑事诉讼法》第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条也有类似规定。
(12) 即“由廷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体现出陪审、律师辩护和公开审判原则。见《致孙文电》（1912年2月18日），《伍廷芳集》，501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3) 该审理程序的内容即“组织一临时合议裁判所，设陪审员三人或五人，凡裁判所制度，先由辩护士将全案理由提起，再由裁判官动问原告及各自复述案由，最后由裁判官将两造曲直要点宣读，而判决之权则在陪审员，但陪审员只能作有罪无罪之判决，不能加入其他的说法，如果对于裁判官和辩护士之审问有可疑之点时，可以简短询问原被告及证人”。参见《复陈其美书》（1912年3月2日），《伍廷芳集》，第502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4)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3月2日。
(15) 《临时政府公报》第41号，1912年3月17日。
(16) 特赦令称：“兹据前司法总长伍廷芳及陪审员胡贻谷等四员，先后电陈：本案发生在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等语。本大总统依临时约法第四十条，特赦姚荣泽免其执行死刑。余照该法庭所拟办理。”见《周实阮式纪念集》，《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1991年版。
(17) 参见《伍廷芳集》，509页、516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8) 这里所谓的法制现代化之含义颇为复杂，粗可理解为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变，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
(19) 对此反差，学界有深刻的反思，仅以姚案所引发的相关著作论文就有不少。主观上，社会主流强调要快速建立一个法治国家，人民大众则希冀有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这些美好构想与法治客观上难以一朝建立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法治是制度和文化的综合载体，单纯的制度抛弃和建构较易实现，但观念层面的法治，则要具备诸多条件才行，如经费、人才、习俗观念、法令等，纵观我国现状，盖习俗观念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