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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管辖变更及移送管辖问题。管辖既然有效，本无需变更，无论是“原告就被告”或“案件的发生地、结果地”等，都与之联系不上，除非有法定事由出现(11)。而姚案正属于此类情况，因姚犯受到通州大绅士张察、张謇兄弟庇护，南社社员柳亚子等人及淮安学团向陈其美、孙中山二人告发，孙才指令由陈审理。孙中山是以大总统的身份，指令案件由通州、苏州移送到上海审理，也有一定的法理依据，只不过本该由伍廷芳来行使的职权，在当时却交由大总统行使了。尽管不完全吻合司法独立的精髓，也是顺从了民意，故各方对此都没有异议。这就是西式新制度在中国土壤上的具体适用及其变异，也只有通过这种变异，新制度才能得以适应生存。换言之，若案件最初就是依司法独立原则，交由专门司法机关审理，就不会发生以后的诸多曲折，即便是有管辖争议或其他矛盾，也会由司法部出面，与各地都督协商解决，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发生管辖争议时，普通大众甚至民国高官并非向司法总长请示而是转向大总统，说明传统的“大行政小司法”观念依然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
再次是伍廷芳对姚案的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伍对民初司法运行的现状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所以对陈其美的审判之权没有过多的异议。其实，无论是陈其美的要求或是孙中山的电令都是典型的行政干预司法。所以，直到案件交由陈其美之后，伍廷芳才呈文给孙中山，提出姚案的具体审理方法(12)，强调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孙中山欣然复电表示赞同。这样伍廷芳通过孙中山的电文，开始介入和参与到姚案中，迈出实现其司法独立理想的第一步，而伍的此举被后人认为是“半路杀出的程咬金”，让陈措手不及，当伍廷芳欲将这些主张付诸实施时，他与陈其美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二）裁判官之争
指双方围绕临时裁判所人员及组成所发生的争执，再次体现了行政权和司法权之争。陈认为案件既已交由上海审理，他就有权选派人员，而伍依《临时约法》的规定，认为裁判官和陪审员的选任之权应归司法部。其实双方所派人员都是精通法律之人，事后也未发生不公正之事，关键还是在于由谁来决定人选的问题。先是陈其美单方面委任沪军都督府军法司长蔡寅为临时庭长，日本法律学士金泯澜等为民国代表，而伍则决定委派陈贻范为所长，丁榕、蔡寅为副所长，双方在审判员的坐次先后问题上再次争执。最后为争取早日开庭，伍廷芳采取变通策略，提出撤销正副裁判所长的称谓，对裁判官，只规定座次，以陈贻范居中、蔡寅居左、丁榕居右。这样，裁判官的选任最后在伍廷芳的斡旋下获得解决。
在此次争辩中，伍还对姚案的审理程序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即便与现代刑诉程序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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