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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管辖所引发的思考：司法独立理想与现实的反差
司法独立的理念于清末引入中国，早期代表人物马建忠、严复等人，多从立宪和分权角度来论及，随后经由康有为、梁启超进一步得以肯定发扬，“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不相侵轶，以防政府之专恣，以保人民之自由”③，“司法独立，为立宪国之唯一主义”，“司法行政分立，为实行宪政之权”，“司法之权，义当独立，则司法之官，必别置于行政官厅之外”等观念④，到清末时期已逐渐为官方所接受，为部分民众所知。清末司法制度改革中，法部和大理院的分立，各级审判厅的试办和新法规草案的出台，使司法独立初步实现从“思想理念到制度构建”的转变，是对中国传统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一大挑战和突破，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在民初“举国无维”的现状下，司法独立客观上较之清末更加难以实现，但在思想层面上，在“民主共和、法治”的框架下，司法独立却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历史契机，换句话说，在少了“君主立宪”的束缚下，完全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也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强调“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⑤，并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了司法部、法院的职权及法官的选任⑥，要求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办案，不受干扰。伍廷芳则更是一个浸透着西方法治思想的理想人物，他不仅主张司法独立，而且主张司法行政和司法裁判分开，认为“司法者，全国治体命脉所系，非从表面皮相者”，而司法独立“专指审判官之独扼法权，神圣不可侵犯”，而外国“其司法之权，君主总统莫能干预”，“文明强国，尊崇法律，神圣不得或贬其权，更不准行政者越俎违章，稍作民权之侵犯”⑦。可见，伍廷芳所理解的司法独立较之孙中山更加贴近西方，更为理想。
依《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南京临时政府应成立临时中央裁判所，作为最高审判机构，但实际上直至《临时约法》颁布和临时政府撤销时，该机构始终没有设立。因此，作为中央行政九部之一的司法部，实际是以司法行政掌理司法裁判，在某种程度上讲，又回归到传统的模式上来。此外，由于时局、经费等原因，各地审判机构没有普遍设立，不仅有行政兼理司法，而且还有军政府兼理司法等现象，军法机构原则上审理有关侵犯军事利益的案件，但不少地方刑民案件实际都交由其审理，姚案即为典型一例。民初地方都督实际拥有相当大的司法权或者说是干预司法的权力，为日后陈其美以行政干预司法埋下了伏笔。
从形式上看，清末民初已取得司法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初步建立了司法独立的制度系统，有关司法独立的理论也极富吸引力，而从具体环境和实施效果上看，却远未成功。作为制度和文化观念载体的司法独立，并非那么轻易构建和实施的，在宪政、法治的框架背后，旧有的传统观念还在主宰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临时政府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财政经费的短缺，司法独立在事实上又受到行政权的制约，行政权对司法权的钳制，军事对司法的干扰以及国民（包括政要）法律意识的淡薄，严重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使司法独立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上，不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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