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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美于2月4日发文给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司法总长伍廷芳，再次要求将姚押解到沪接受审判。孙中山接此电文后，于1912年2月9日、10日连续三次发电给江苏都督庄蕴宽、通州军事长官张察，要求将姚犯押解到上海，按军法审讯。这样，姚案才最终移至上海审理，但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又让案情颇费一番周折。
首先是姚案的私下和解问题。旅沪淮安绅士许肇祥等六十余人以“息事宁人、勉徇众意起见，以持平之评论，作双方之调停”为原则，致信伍廷芳，提出和解方案，要求释放姚荣泽，对其科以罚金，用于为周、阮二人建祀迁葬、出书、赔偿家属损失及地方公益等用。周、阮家属也表示同意撤诉。对此，无论是坚持伸张正义、为革命同仁报仇雪恨、要求严惩民贼汉奸的陈其美，还是有过良好法律素养，坚持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伍廷芳，都不能容忍。为此，陈其美特作《沪都督不准和解批示》：此案既由周鸿翥、阮保麒等起诉法庭，揆诸文明国法律，凡既经公诉刑事案，不得听由当事者自请销案，致侵害国家法权②。不管双方“和解之议”是出于姚荣泽高明而狡猾的运作手腕，还是周、阮家属的年迈糊涂、疲于讼累的心情，反正姚案审理前的这个小插曲并没有最终得逞。
其次是姚案如何审理的问题。也就是这个问题，最终使得伍、陈二人大动干戈，双方自1912年2月初到4月，就案件的审理，前后经过5次争辩，甚为热闹。最后，姚案由3人充任裁判官，组成临时合议庭，由7名“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望素著者”组成陪审团，开庭前一周公开登报，通告裁判地点、日期，允许被告聘请律师出庭辩护，允许所涉外国人出庭指证，经裁判所3次开庭审理，判处姚荣泽死刑。终审判决后，法庭“特假五分钟，准姚犯发言”，姚称杀死周、阮两人“系受绅团逼迫，非出己意，哀求轻减”，7名陪审员“共表同情”，经承审官认可，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并当堂提出，如果一旦获得恩减，姚荣泽应缴纳罚款5000两，以4000两作为对周、阮两家的抚恤金，1000两充公。但4月1日，3名陪审员中途变卦，反对恩减，4名陪审员仍坚持原议，审判官陈贻范、丁榕也表示同意减刑，拟请由伍廷芳电告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伍以已辞去司法总长职务不能再发印电为由拒绝，后由通商交涉使温宗尧代达。最后姚在袁世凯的特赦令中获释，改为判处监禁10年，附加罚金而结案，实际上关押3个月就释放了。
姚案的发生与当时社会背景有密切联系。一方面，民初局势异常混乱，姚案的发生并非个案，是新旧势力冲突斗争的必然反映。另一方面，姚案之所以被关注，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偶然性，若非姚荣泽杀人的残酷、阴险狡猾，若非伍廷芳、陈其美的个性魅力，姚案决不会引发这么多曲折，引起这么多关注报道。从这一点上讲，姚案的发生又是偶然的。所谓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又包含着必然，二者互为交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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