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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西方新式企业不论对于洋务派还是顽固派，都是陌生的东西，加之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长期战争，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竭蹶，已经很难筹集经办新式民用企业的巨额资金，这就需要得到当时社会中商人尤其是具有洋务经验，熟悉西方新式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而且广有资财的买办商人的支持和参加，“以商力佐官力之不足”。
正如郑观应所总结：“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赀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依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 [5] 如此以来，官督商办企业呼之欲出，势在必然。
二、官督商办企业的兴衰 [6]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1872年末，李鸿章在向总理衙门函送轮船招商局条规时说：“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自毋庸官商合办，应仍官督商办”。这是中国近代新式企业中第一次正式明确宣布实行“官督商办”这种方式。这也是洋务派兴办的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
1878年洋务派在唐山开办开平矿务局。
1880年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和电报总局，开始为官办企业，两年后改为官督商办。
189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
1890年官办汉阳铁厂成立，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
此外，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如各地创办的矿冶公司等。它们大都由商人和地方官员出资筹办，并无官款参入其间；但为了争取官僚的庇护，也都以官督商办名义相标榜，如安徽池州煤矿（1877），山东峄县煤矿（1880），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
早期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上海机器织布局管理人员的进退都由洋务派把持。在筹办组建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洋务派官员从清政府借垫一部分官款，如招商局初创时即垫借官款十三万五千两。
此外，官督商办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依靠官的庇护，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如轮船招商局从创办时起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负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在贷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贷款，累计达一百九十二万八千余两，约占当时企业资本一半左右。这些企业还享有若干特权，如招商局自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每年漕运收入约在二十至二十五万两银左右。开平矿务局开办时，经北洋总督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所产铁轨有优先供应国内修建铁路之用的特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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