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一系列变化让我们看到，起始于现实关怀的研究已经有一只脚落入到学理研究的园地。虽然我们不能就此说农村政治研究已经告别它那由学科定位所决定的使命，但是，理论引进与方法出新往往改变研究自身的形态，进而又势必会影响到研究目的本身。理论视界的更新，迟早会在单一的政策研究与意识形态论说中融入学理关怀，进而使研究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造和解释路向的复线交叉与并进。更为重要的预示还在于：农村政治研究本身开始摆脱单纯依靠话题而获取生存空间的境遇，这无疑也在为去除公共性与焦点性之后的农村政治研究做好理论的准备。
　　三 绵延徘徊路上的反思诉求
　　农村政治研究从公共性到专业性的转向是一个发展趋势，却并非线性和单项度的时空展开，从更为宏观的层面看，研究立场、方法和内容的复线交叠，也许是它在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留给我们的主要印象，即一方面，学理和专业性转向成为学科中越来越重要的现象，另一方面，现实需求、研究传统和学科定位，仍然使得其在后村民自治研究时代保持着固有的公共关怀，尽管这种关怀已经具有比较明显的乡村取向。
　　乡镇政治-行政研究是村民自治研究渐趋冷落之后的一个新热点。不可否认，其兴起固然也基于村治模式转换而产生的调适乡村关系的需要，但从理论脉络来看，乡镇研究热的出现，却与学界在村民自治研究中执着于“国家–社会”及“行政–自治”两大理论范式更为相关。可以说，在从中央到基层诸多治理层级中，乡村关系和乡镇体制改革得以凸显，主要原因倒未必真的就是乡村体制与关系更成问题，而是研究者以理论来套嵌与杆格现实的一个结果。所以，尽管这些研究也颇具价值，提出过极具创见的主张，但却总给人以借事说事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感觉。例如，关于乡村关系中领导与指导的争论，固然源出法律，但究其实质，其实就是究竟以理论上的“村治”逻辑来改变“乡政”，还是主张“村治”应兼顾更为宏观的政治与行政现实之争。所以，固然没有人怀疑争论中“制度派”会占上峰，但同样勿庸置疑的也许是，理论也由此与现实愈加疏远。 再例如，关于是否取消乡镇政权的讨论，显然更主要是一个基于理念而非现实而制造出来的问题，从中仍然可以看到村民自治自下而上路径选择的影子。其实，只要设想一下基层政权所辖范围、人口和职能的发展趋势，并对这一趋势做出合适的历史与现实定位，就很难理解当初何以会有那么多“撤消”乡镇政权的声音。至少我们可以说，这些讨论是将乡镇改革这一涉及政治、行政和财政等多个领域的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片面政治化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将基层政权的政治与行政逻辑相混淆。所以，我们看到，现实中正在展开的乡镇机构改革也许与当初讨论所烘托出来的社会气氛有关，但其展开逻辑却未必与之一致。也因此，这些讨论缺乏现实的生命力，当“三农”话语及继起的“新农村建设”取代自治、民主、改革成为新时期农村领域可能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新热点之后，关于乡镇的话题又迅速地被诸如农民维权等新话语所替代。
　　当公共性的话题在延续自身逻辑之时，面向乡村的研究也在尝试将已经开掘出来的道路拓宽加深，这是两个虽交互影响，却又能分出不同重点的过程。以华中地区的学者为例，进入新世纪以后，解释学和以内部视角来弥补、修正外部视角的研究似乎是其新生代的一个特点。这一变化看似复杂，其实原因比外人所想象的更为简单，那就是他们进入了农村，面对的是乡村问题。其实，任何一个研究者，只要不带有过于强烈的价值关怀，肯站在农村主位的立场思考问题，转向就迟早会发生。由此，华中的一部分学者便与其他地区的学者一起，开辟出新的研究方向，并由此进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乡村政治社会的研究领域。
　　2001年在湖北荆门举办的“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学术研讨会”是他们发出声音的一次尝试，“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会名和以“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为主题的讨论，本身就表明了研究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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