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元交汇中的分析视野
　　村民自治研究开启了政治学眺望乡村的窗口，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知识界对农村的关注，虽然过强的宏大关怀有可能会妨碍研究的深入，但窗户既然打开，那么，研究者透过这扇窗口透视农村（指研究视角从国家下移到村庄），学习和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方法来锻造认识和理解乡村的武器，也是一件势所必然之事。
　　我们发现，随着研究的推进，农村政治研究在视角、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变化：即从最初主要服务于意识形态论证发展到力图将现实、政策与理论融会贯通，使研究富于学理性。研究者为弥补政治研究长期存在的理论贫血状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养分，而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学科也因其所具有的基础性方法学科地位，开始与农村政治研究交融。方法和理论的引入不仅使研究进一步拓展，形成一些既互有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而且在这些分析框架与理论视界的导引下，农村政治研究也开始改变自身的存在形态与发展逻辑，出现了远比最初的民主路径设计更加复杂的特点。时过境迁，再来回溯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正是这些新的形态与逻辑将农村政治研究引上了一条新路。
　　“国家与社会”无疑是西方政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来看待地方政治变迁也从来是西方学术的方法论传统。在农村政治研究中借鉴较早，影响最大的即是“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引进这一分析框架的原因，从社会基础看是改革开放以及“乡政村治”格局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塑需要在理论上做出解释，从理论传承看则既有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影响，也与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对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理论的引介有关。这一理论的引介在当时虽有其特定原因，但理论的引入让研究者对原本自上而下单向性的“国家”范式进行反思，把社会或市民社会的观念引入中国社会发展研究，进而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在农村政治研究中，这一分析框架将较为简单的民主制度化进路的论证转换为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更为复杂的场域化分析，从而在改变农村政治研究理论特征的同时，也改变了它的研究重点。例如，此时有关村干部角色的讨论，农民–村庄–国家三重关系的分析，村庄“两委”及乡村二元关系的探讨等，实际上都与对这一框架的运用有关。于是，理论的引入起到了转换与重构研究对象、再造研究目的的作用。
　　在借用“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时，学界明显受到 “国家政权建设”（state–making）理论的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源自于欧洲近代化的经验，“它特别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据性的权威体系逐渐转变为一个（以现代国家组织）为中心的权威结构。” 从空间上看，这一过程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进入，因此，有人认为，村民自治也是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重建的一种方式，是国家有意识地利用、开发乡村传统资源，恢复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通过在其基础上重建政权合法性基础来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整合。有人又用该理论来透视近代以降的中国乡村政治变迁，认为“国家政权建设”具有理解近代以来国家政权不断下沉趋势的意义。这些解释显然都已经跳出村民自治研究的原初思路，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乃至近代以降）乡村治理变迁的更为复杂的项面。不过，如果回到理论与历史的发展线路上来考察，我们认为，这一解释与其说符合村民自治倡导者的思想或近代以降的中国乡村政治史，不如说是以某种历史的单一结果去反溯历史的全部原因，对“国家政权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甚至包括与近现代乡村政治变迁的关系）做了片面的切割式理解，属于在弃置历史复杂前提下对村民自治和乡村治理变迁做出单项面功能主义解读的尝试。不过，我们仍然认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引入对于乡村政治研究和政治发展具有意义，就如同“市民社会”理论有助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建构性”影响一样，全面地理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校对基层政权的改革，使其不仅成为乡村社会的权力象征，也完成一种面向公共组织性质的转变。由此，特定的分析范式又可以反过来影响现实，规范乡村治理变迁。这无疑进一步改变着源自于村民自治的农村政治研究的基本形态，使其逐渐从一个眼睛向上的研究转向着眼于乡村治理本身的研究。以此来看，“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运用已然强化了农村政治研究的内部视角。
　　内部化的趋势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例如，对于乡村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学界大多惯于做结构–功能–绩效的静态考察，这让孙立平等学者感到不足以解释国家政策在乡村的动态运作。他们认为，在基层政权的组织特征和国家意志在乡村的贯彻效果之间存在着矛盾和悖论，即如果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就无法理解国家政策的贯彻，反之，国家政策的贯彻绩效又不能说明组织的结构特征。要解释这种矛盾和悖论，就要在分析中加入“过程”的元素，考察过程对于结果所起的独特作用，以“过程–事件分析”的策略来解析隐藏在这些矛盾和悖论背后的“隐密”。因此，他们强调通过过程–事件来展示国家与农民的流动关系与实践形态，并据此理解乡村社会的治理。此方法的提倡和实践者首先是社会学者，他们讨论的问题却多与乡村政治有关，因此，“过程–事件分析”对于农村政治研究者所带来的方法论冲击几乎是“革命性”的，其尝试性作品所达到的水平，也帮助改变了学界对国内政治研究的传统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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