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法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口头辩论集中化、合理化以促进诉讼程序；二是发挥当事人主体性为前提，通过充实和生动的口头辩论，以达到主体相互理解为目的，以实现容易沟通之裁判。
鲁道夫·瓦舍曼（Rudolf Wassermann），出身于法官，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极具影响力。
《波恩
宪法》第
20条第1项和第
28条1项第1款中，“社会的（sozial）”语义上，是指通过对于权力人和无权力国民之间的调整，或是国家权力在行使之中对处于社会弱势人的保护。简单地说，所谓的“社会”，是指救助贫困和弱势的人，改善他们经济与社会状况，并调和各个阶层、各团体相互之间紧张关系，在实现国家秩序的规定目标同时，也要兼顾实现人类尊严之保障。
诉讼程序的进行应以法官和当事人之间法律上、事实上的讨论（Rechts-und Tatsach-engesprach）为中心加以展开。由于“辩论主义”概念无法正确体现程序过程中法官与当事人的关系，有必要以其他概念来表示。瓦舍曼（Wassermann）将其称为“协同主义”。
汉斯·普维庭（Prüfting）教授是德国民事诉讼法著名教授施瓦布（Schwarb）的学生，其本人简历及其研究成果参见：吴越译，汉斯·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Gegenwartsprobgleme der Beweislast）》， 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 608—613页。
该论文共分为8章：第一章提出问题；第二章介绍了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思想背景，并指出辩论主义与当时市民、自由主义的思想完全一致。第三章概括介绍了此后对市民、自由主义的民事诉讼法的批判；第四章以东德民事诉讼法为例，对社会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诉讼观加以了探讨；第五章，介绍了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对市民的、自由主义民事诉讼法的批判，并对当时代表性的学说加以了探讨；第六章对于战后西德的社会国家原则—“社会民事诉讼”的理论，特别对该理论代表人物瓦舍曼（Wassermann）和奔得（Bender）的观点加以了探讨；第八章专门针对瓦舍曼（Wassermann）和奔得（Bender）的社会民事诉讼理论进行了批判。
奔得（Bender）1974年所发表“裁判所的机能变迁”为题的论文，该论文中奔得（Bender）将法院的机能看成是维持法秩序与平等当事人（Bender认为这是被拟制的）之间纠纷解决。因此，法院新机能当然应追求对弱势当事人（Schwachern）的保护。所谓弱势当事人的保护，依据奔得（Bender）的见解，其并非是阶级观点下的弱者，而指的是各个具体诉讼中的弱者。法院为了实现该机能，必须首先要克服的是（与辩论主义相应的）当事人主义中所谓拟制当事人平等问题。因此，强调法官释明义务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广义诉讼资料，是指在审理中所获得的全部裁判资料；狭义诉讼资料专指当事人辩论中所获得的裁判资料；证据资料是指通过证据调查所获得的裁判资料。
释明分为积极释明与消极释明，所谓消极释明，是指当事人的主张和请求出现了矛盾与不明确的情形，通过发问进行释明；积极释明，是指当事人主张和请求不正确和不适当时，法院通过指出或提示当事人所进行的释明。如在日本不行使消极释明的情形下，当事人可以根据日本
民事诉讼法第
312条3款、第
318条的规定提起上告（三审）。
消极释明被认为是辩论主义的补充，不行使消极释明理应作为上诉（三审）的理由，而积极释明则属于法院自由裁量的范畴。
所谓审问请求权，是指接受裁判的人，就获得裁判之基础的法律问题的重要事项，以及法律事项有预先表明自己见解，并要求给予听取机会的权利。
理由在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第1款和日本
民事诉讼法第
149条第1款中均有事实上和法律上对当事人进行发问等的规定。
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1）中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同条（3）又规定：“没有明显争执的事实，如果从当事人的其他陈述中不能看出有争执时，即视为已经自认的事实。”这本身就是对真实义务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