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奔得（Bender）对莱波尔特观点的反驳
为了应对莱波尔特（Leipold ）的观点，奔得（Bender）立即发表了《民事诉讼与意识形态——再论》为题的论文进行反驳。[13]首先，奔得（Bender）认为，自己与莱波尔特（Leipold ）之间所追求的目的是共同的，但是，在实现方法和手段选择上有所不同。两者共同目的在于“保护真正享有实体权利者，与此同时，也要维护自由行使之平等权利及自我责任之市民理念。”奔得（Bender）还认为，莱波尔特（Leipold ）与自己属于同一意识形态下的理念，但莱波尔特对该理念的理解过于僵化。按奔得（Bender）的看法，他与莱波尔特在以下三方面存在着对立：一是当事人自由和辩论主义；二是平等原则与弱者保护；三是当事人自我责任与法官形式中立性。奔得（Bender）观点大致归纳如下：
1．当事人自由与辩论主义
莱波尔特（Leipold ）虽强调“当事人自由”，但奔得（Bender）认为，应首先搞清楚“自由”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奔得（Bender）认为，民事诉讼中的“自由”实质上就是选择自由，也就是说，可以自由地从多重选项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如将辩论主义机械、形式地加以理解的话，在所谓当事人资料提出自由（Beibringungsfreiheit）与处分自由（Dispositionsfreiheit）上实际并不自由。对此，奔得（Bender）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说明：
第一个方面，形式提出主义与实质提出主义。奔得（Bender）认为，当事人无法提出事实（自己主张之理由的必要事实）， 原因无非有三点：一是当事人在穷尽了其真实义务的情形下，始终无法提出；二是因产生误解，即认为某个事实在法律上并不重要，而没有提出；三是当事人知道该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也明确知道该事实的，却不愿提出。奔得（Bender）从自己亲身担任法官的三十年实务经验出发认为，第三类情形他本人所遇到过的不超过五次。原因在于，这种状况下当事人虽明白该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但由于提出该事实可能会损害本人名誉，或是导致公司、家族秘密被公开等原因，主观上不愿提出。奔得（Bender）同时还指出，以自己从事法官实务经验所进行的统计，他本人至少遇到过一万件以上的案件则是属于第二类情形。也就是说，如法官向当事人表明了该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当事人会立即欣然表示感谢，并立刻回应法官释明。奔得（Bender）据此认为：“只有通过法官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对某事实才可能存在‘不提出的自由’。对于获得了充分释明的当事人来讲，非但不减少提出自由，反而有助于促进其行使自由。”
第二个方面，形式处分权与实质处分权。只有当事人才享有诉讼标的和诉讼行为的自由处分权，奔得（Bender）对此并无异议。但是，在是否提出抗辩与否的问题上，当事人必须首先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抗辩权，以此为前提才会有行使抗辩处分权利的可能性，法官行使释明权只会带给当事人更大地处分自由。
2．平等原则与弱者的保护
奔得（Bender）认为，莱波尔特（Leipold ）虽强调了当事人平等的重要性，但其观点并无具体含义。当事人平等意味着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武器的对等（Waffengleichheit）”。奔得与莱波尔特（Leipold ）观点不同之处在于，奔得（Bender）认为武器对等不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还应是实质上的武器对等。具体来讲，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诉讼中拟制当事人平等。民事诉讼中规定当事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但该原则与诉讼现实完全背离。奔得（Bender）依据自己的审判经验提出，今天民事诉讼案件中半数以上是公司对个人的案件，公司往往是有诉讼经验丰富或熟悉诉讼技术的人（律师或专业人士）来实施的，与之相应，个人大多数是初次涉讼。奔得（Bender）以自己在斯图加特区法院所进行的统计为据指出，当原告为诉讼经验丰富的公司时，胜诉机率要远远大于个人的情形。因此，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主体不仅真正享有实体上的权利，而且有一定诉讼经验也是胜诉的关键。
第二个方面，具体诉讼中弱者与补偿性辩论指挥。奔得（Bender）认为，在具体的诉讼中，法官对于弱者应实施补偿性之辩论指挥权，以实现对弱者的保护。对此，奔得（Bender）以医疗过失诉讼中患者的辩论为例来加以说明。在医疗过失诉讼中，对于医学上的问题，必须从不具备医学专业的患者角度来进行考虑。也就是说，必须通过适当、均衡的“法官辩论指挥权”来进行调整与补偿。特别是医疗过失诉讼责任的分担上，法官应依据当事人武器平等原则进行灵活的诉讼指挥。因此，法官对于患者在事实提出上不能过度地要求。该情形下可通过案件事实的“请求释明”，以减轻患者与医疗机构之间不平等的诉讼状况。因此，在诉讼中强者和弱者之间实现真正地武器平等也是重要的，而在实现当事人之间权利平等上法官也要负有责任。
第三个方面，法官的释明义务与释明权。当今诉讼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古典辩论主义必须加以变革，自1877年以来德国的历次
民事诉讼法修改中，辩论主义理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奔得（Bender）由此认为，究竟采哪一种概念来反映该变化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实质上应如何解决所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针对目前诉讼案件不断增多的社会现象，法官的释明应变得更为积极，而莱波尔特（Leipold）将法官的积极释明与职权探知主义联系起来，这显然也是无视具体社会现实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