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沟通。在“社会国家诉讼”中，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在事实和法律上的讨论被置于了重要的地位。讨论涉及案件情报提供、裁判意见形成、判决生成等。这种沟通应向所有程序关系人开示裁决依据为目标。因此，德国《简化法》上有主要期日（Haupttermin）制度规定，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律上的讨论（Rechtsgesprach），被瓦舍曼（Wassermann）形象地喻为是社会民事诉讼生命线。
第四，民事诉讼应具有“补偿（Kompensation）性”机能。也就是说，调整当事人不平等所产生的“差异（Defiziten）”。如前所述，缺乏机会平等、武器平等是自由主义民事诉讼致命缺陷，在社会民事诉讼中，应尽可能实现武器的对等。
第五，程序效率性（Effizienz）。诉讼不仅是为当事人利益服务的，诉讼也是一种社会制度，诉讼程序上也有经济、效率的要求。但是，过于强调经济与效率当然也会与公正发生冲突，如以牺牲裁判公正，达到诉讼经济与效率，是社会国家所禁止的。在社会法治国家中，正义不仅是形式上的正义，更重要的是实质上的正义。
第六，裁判程序要有人性化（Humanisierung）。裁判程序不能是封闭的，开放性的裁判程序也是社会民事诉讼的必备条件。
瓦舍曼（Wassermann）提出了社会民事诉讼应具备的六个条件，强调了社会民事诉讼并非只靠法官个人人格和权威来支配，还应通过法官与当事人协同（koopperation）作业来完成。具体来讲，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是社会法治国家诉讼模式的核心。这里所说的“沟通”，是指通过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法律上讨论（Rechtsgesprach）来实现的。与之相应，口头辩论也将从过去那种注重形式、内容空洞的口头辩论，转变为实质的、充实的口头辩论。依据《简化法》中所规定的“法观点指出义务”，当事人与法官在法律上的讨论被明确为义务性规定。“法观点指出义务”、“法官释明义务”以及“当事人完全陈述义务”被称为社会民事诉讼三大义务。这三大义务预示了自由主义民事诉讼思想基础——辩论主义的终结。
社会民事诉讼理论指导下的民事诉讼被称为社会民事诉讼。它是以法官和当事人讨论为中心展开的诉讼程序，法官通过补偿性的辩论指挥，以达到实质上的当事人平等及武器对等。该诉讼思想基础是《波恩
宪法》第
20条第1项——社会国家原理，因此，在德国民事诉讼中协同主义居于了支配性地位。[18]
五、民事诉讼模式之论争
（一）针对社会民事诉讼理论的批驳
瓦舍曼的观点一经提出，在德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汉斯•普维庭（Prüfting）教授[19]首先对该理论提出了异议。普维庭（Prüfting）教授提出了以下设问：
民事诉讼法之思想基础是否如瓦舍曼（Wassermann）所预言的已经发生了改变呢？[10]于是，普维庭教授撰文对《简化法》条文逐一进行了细致地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以《简化法》为蓝本，辩论主义基础并未丧失。”另一位学者莱波尔特（Leipold）在弗莱堡（Freburg）大学教授就职记念讲演中，宣读了题为《民事诉讼与意识形态》的论文，[20] [11]该论文对瓦舍曼（Wassermann）观点进行了逐一批判。莱波尔特（Leipold）通过对自由主义
民事诉讼法以及其思想基础的辩论主义进行充分地探讨后认为，民事诉讼目的是保护私权，以“当事人自由原则”和“当事人责任”为基调的辩论主义，以及处分权主义理应加以维护。
莱波尔特（Leipold）对瓦舍曼（Wassermann）的批判最为典型，主要观点归纳如下：
首先，莱波尔特（Leipold）指出，瓦舍曼（Wassermann）鼓吹的社会民事诉讼观点，与前纳粹与东德诉讼观有一定共通性。莱波尔特（Leipold）推论，瓦舍曼（Wassermann）观点缘自于纳粹和前东德诉讼观，与它们隶属于同一阵营。
其次，莱波尔特（Leipold）还认为，瓦舍曼（Wassermann）提出以协同主义取代辩论主义，并通过强化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上的作用，实质是向职权探知主义的倾斜。此外，协同主义程序究竟应如何形成，瓦舍曼（Wassermann）本人也未详细阐述。因此，协同主义实际上是无原则之原则。
第三，莱波尔特（Leipold）在论文中，还针对与瓦舍曼（Wassermann）持相同观点的奔得（Bender）法官连带进行了批驳。[21][12]莱波尔特（Leipold）认为：在社会法治国家中帮助资力匮乏的人利用诉讼，是诉讼救助法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国家司法政策上的重要课题。但是，将该思想上升至意识形态高度，并把它作为社会一般事件来看待，以取代了自由、平等及自我责任原则的市民思想，使之成为了多数社会事件中存在的思想，根本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当事人在诉讼上经验上不成熟，在旧
民事诉讼法（1877年德国的
民事诉讼法）制定之际也考虑到了，例如，专门规定有任何人均可利用的律师与辅佐人之权利等。如果将查明事实关系的责任完全归于法官的话，律师强制代理制度还有什么意义呢？通过限制或取消当事人的自由，并向职权探知主义倾斜，这本身就是对律师力量缺乏信赖的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