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与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相配套
进而言之，在最高法院的各种审判组织中，可先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判决开始。长期以来，人们对目前我国各级法院审委会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例如，人员构成的业余化，内部关系的行政化，“审”与“判”的分离化，法律程序的空转化，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形式化，法官独立的虚置化，等等。[22] 为此，《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对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由会议制改为审理制；二是改革审理案件的方式和程序；三是改革表决机制，把不同意见记录在案；四是改革审判委员会成员的结构，确保高水平的资深法官能够进入审判委员会；五是健全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这项改革的关键是保证改革审判委员会成为真正的审判主体，直接组成合议庭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或者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意义的案件，切实做到审理与裁判的有机统一，全面发挥审判委员会的作用。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的重大或者疑难案件，这是容易出现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领域，不同意见出现的频率更高。而且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5项具体要求之一是：改革表决机制，把不同意见记录在案。如果改革再进一步，将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中的不同意见写入判决书，这对促进审委会运行的实效化，提高审委会活动的民主化程度，明确审判责任，保证审判的公平与公正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实行不同意见制，也是深化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当然，将审判委员会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审判组织，也是我们的设想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
3. 可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案例，是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反复推敲、字斟句酌，从众多案例中精选出来的，每个案例都有详细的事实、判决理由和结果，蕴含了深刻的法律意义，不仅弥补了立法上和司法解释的不足，而且通过某一具体案例设出了新的法律原则或判案规则。它具有典型性、真实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等特点，是最高人民法院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工具。它充分展示了各级人民法院保护人民、惩治犯罪、促进改革、服务四化的审判工作水平。[23] 目前这些案例都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从众多案例中精选出来、其他审判主体做出的判决，并不能直接体现最高法院对法律含义和精神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第13条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关于案例指导制度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标准、编选程序、发布方式、指导规则等。”随着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的深入，如果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直接做出判决，将不同意见也写入判决书，并将判决书公开且刊载于公报之上，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案例的指导作用。
4. 其成员数便于实施不同意见制
在团体中，人数的不同将左右着成员间的互动格局，影响其意见的表达状况。日本最高法院法官都是第一流的法律家，其少数意见没有得到同事们的认可，只能表明其观点尚欠说服力，特别是连一个赞同者都没有时，法官表明不同意见的信心将严重受挫。在日本最高法院小法庭的定员为5人，各法官之间容易相互妥协，形成一致的意见；而在15人组成的大法庭中各法官往往能够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少数意见出现的概率相对较高。[24] 从团体社会学的角度看，与3人的合议庭相比，十来位成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的讨论更加活跃化，更容易形成不同意见。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为十多位，与国外大多数国家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基本相当。同样，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基本上都是一流的法律专家，对裁判中的法律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特别是对自己熟悉的问题更有可能不苟同多数人的意见，信心十足地提出不同意见。目前，先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这个较小的范围内实行不同意见制，在保证该制度的实效性、不使其流于形式、收获该制度之利的同时，也能避免不同法院、不同审判组织分别公开不同意见而引发的混乱局面，保持法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