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医院及医生似乎并没有违反“救死扶伤”的神圣的职责，因为立法同时也规定，当其履行职责时，应当“依法”进行（见《
执业医师法》第
3条第2款），那么，是不是立法上还为医院设定了一种程序性的规定？如果是，这个程序性的规定在本案中应当指
《条例》第
33条？
《条例》第
33条是这样规定的：“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无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
无疑，立法对医院方进行“救死扶伤”应遵守的程序进行了非常细化的规定，在救死扶伤的关键时刻，医生们具有更权威的发言权。虽然在伤与死这个结果上，医生们的决断并非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在孕妇难产这一事件上，死亡的结果并非没有悬念。也就是说，只要医生开始实施手术，就足以挽救患者母子的生命。这与法的第一本意是相符的，人的生命都没有了，还去遵守那该死的程序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明知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所在，何以用这样的规定去限制职责的履行？我们注意到，在
《条例》 “罚则”中并没有与该第
33条相应的处罚规则。那么，这里应该存在两种理解：一、未取得手术同意书而实施手术，虽然没有行政罚则没有行政责任，但可能因为手术失败而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二、取得手术同意书再行实施手术，则可能因为时间的延误而丧失挽救生命的最佳时机。上述的理解对于医患双方都是不利的后果。
问题接踵而来，既然这是一条履行了会对权利义务双方都会产生不利的条款，那么这是否属于“恶法”？如果属于恶法，就应该废除。让这些偏离法的本意的法律条款从立法中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