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曾言：“对于一个事例，已听闻两方辩论的人，当然较易于辨别其是非。”法官居中裁判，控辩双方针锋相对，此为三方诉讼结构的制度设计。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导向，在激烈的博弈中使真理得以在法官重锤下昭示，这是律师职能之所在。律师为法庭之上相对而席中一方的代言人，其并非最终的裁判者，若其追求的并非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是公平与正义，岂非越俎代庖，将自身混同于法官？
　　当然，“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律师已经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而一位具有良知的律师绝不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对所有的“准当事人”“屈躬卑膝”。面前这位“准当事人”是否值得帮助，在接受委托之前，应当有所思量，有所取舍。但是，作为律师，一旦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正如前述丹诺所说，若罪证确凿，你能够做的只是为其争取现行制度内允许的最低刑罚；而若证据不足，你应当做的便是竭尽全力使其合法权益免收公权力的侵犯。而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导向与公平正义这一诉求是统一的。同时，律师在法庭上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而据理力争，使法官兼听则明，公正判决。若从这个角度看，律师作为维护公正的一股力量也未尝不可，但公正的结果是在律师追求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的。
　　但是，当当事人利益与公平正义两者出现冲突时，律师应如何取舍？何谓“公平正义”，本来便是“众说纷纭”，而律师若时常扬言自己为“公平正义孜孜不倦之追求者”，又何以取信于当事人呢？既然受托于当事人，自应对其负有“忠实义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中寻求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此一道理，只要稍加思量即可明了，但为何仍有不少律师偏执迷信于“公平与正义”这件“皇帝的新衣”呢？
　　在我们看来，这与国人以和为贵、以讼为耻的传统观念有关。孔子曾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样的文化土壤不可能产生类似西方社会的律师阶层，相反，“滋养”了专事搬弄是非、教唆启争继而从中牟利的“讼棍”。尽管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大有别于古代的“讼棍”，但是，现今的公众对于律师也并非无任何偏见，正如美国19世纪著名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所说：“一般人对律师的看法是一个矛盾的混合物，尊敬和蔑视二者兼有。律师在政府和企业界占有领导地位，人们在遇到困难时要向律师求教，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冷嘲热讽地鄙视他们。这种流行的看法是建立在一个信念上的，即人们认为律师使法律复杂化了，如果法律界不玩弄手腕和诡计，法律本来是精确和肯定的。”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