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大法官以「法律保留」之名，将许多限制人民权利但却欠缺明确法律授权之命令宣告违宪。[18]但这些解释固然有保障人权的功效，但实质上仍未做实体决定，而只是将相关议题「交由立法机关」决定。「回归民主」的意义依然较大。
　　此外，大法官对于正当程序（due process），无论是在人身自由、一般的诉讼权，甚至行政程序上，也都成果斐然。释字384、392、396、436、439、471、488、491、535、588等解释，都是值得称颂的例子。但这些解释并未特别涉及结构性弱势者的权利或价值，基本上仍然是「保障每一个人受到正当程序保障」。
　　反之，如果涉及的是「结构性弱势」[19]或林子仪大法官所谓之「政治上之绝对弱势团体」，抑或牵涉少数、边缘、非主流之「异类价值」，则鲜见大法官赋予其「对抗主流多数」的保障。
　　何谓「结构性弱势」？本文意指：基于某种「本质上不可改变」，或在当前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科技条件下「难以改变」的特质，而成为少数、弱势或边缘的「群体」或「价值」。例如，因为种族、出生地、原始国籍（national origin）、真诚的宗教信仰、性倾向（sexual orientation），而成为少数的群体，都是典型的结构弱势。除此之外，从社会条件来看，女性、青少年或学生身分，也至少近似结构弱势的地位。而在主流社会的文化霸权下，被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的「价值」，而又有着难以藉由「观念自由市场」改变原因的话，[20]也可能被视为「结构性弱势」。
　　于是，宗教上的少数异类（释字490）、异类与边缘性偏好者（释字617, 623）、外国人或大陆地区人民—甚至是已经归化定居的原籍大陆人民（释字560, 618[21]）、学生（释字382, 563）等群体的权利，似乎都并未受到大法官的青睐。
　　从民主的观点来看，大法官忽视弱势群体，形同拒绝他们的实质平等公民权，强化政治部门所建构出来的「次等公民」地位。显然不符合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政治平等」（political equality）原则与「涵纳」（inclusion）精神。尤其当象征法律秩序最后防线的司法机关，也为政治机关的歧视与贬抑背书之时，其象征意义更足以让边缘者进一步疏离这个国家。就此而言，「保障少数」与民主政治不但不冲突，反而是民主政治的当然要素—如果这些「少数」是受到结构上压迫排拒的少数。
　　肆、结论与期望
　　总之，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固然应该独立判断，不受政治人物与机关的指挥。然而身为民主宪政体制的一环，也是民主秩序的捍卫者，行使职权之际依然应该以民主为念，有意识地朝向「促进民主」的方向解释、审理、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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