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现实主义者揭露出「客观中立自主确定」，都只是虚妄的。所谓的法律原则—无论来自判例或条文—根本不可能让法院判决有着一致或可预测的确定结果！法律原则、规则的本身，都是「可操弄」的。法官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调整法院的判决。抽象的「法律原则」，不过是装饰法官的裁决结果而已。[4]知名法官Benjamin N.Cardozo表示法官的裁判，其实是结合了哲学（逻辑）、历史、传统，以及社会学（将法官自己当作是立法者来做决策）的「综合判断」，而非均根据特定法律规则所「演绎」出的结果。[5]Karl Llewellyn教授更整理许多案例后指出：法院并不「适用」法律规则，而是自行「选择」要扩张或限缩法律规则。法学方法也者，就是让法官能够拥有「限缩不受（法官）欢迎的判例」，以及「扩张受（法官）欢迎的判例」之能力。甚至，法官还有能力决定「何谓『事实』」以及「事实如何定性」；法官对事实的诠释永远包含着某种粗暴的扭曲！[6]几乎每一个案子，审理上诉的终审法院，都有本事轻易、合法地判决原告或被告胜诉。[7]
到了「后现代法学」（postmodern jurisprudence）时期，更根本地指出：法律文字并没有「固定」或「本质」的意义，所谓的「意义」都是经过「解释」而来的结果。[8] 左派批判学者宣称「法律即政治」，女性主义（法学）者主张「个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少数族裔组成的批判种族论则更全面性地阐释「任何事都是政治」（“Everything is political.”）！这些后现代的批判论者，均驳斥「法律与政治分离」的见解。
这些论述告诉我们：有关法律的每一次解释、每一个裁决、每一个法律行动，都是逻辑、价值与权力的混合。训练有素的法官，其裁判活动总有着偌大的空间可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基准，往往受到个人偏好、信念，以及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之影响。法律体系与司法裁决，顶多有着「部分自主」（partial autonomy）而绝非全然独立于政治之外。[9]
既然法官必然在「选择」价值并行使「权力」，那就不能也不该百分之百地跳脱政治责任之要求。政治是「权威性的价值分配」，那么当法官「选择」作成「保存指纹隐私权高于抽象的社会治安与行政便利」（释字603）或是「台北市对居民的照顾义务可能超出『设籍北市之市民』」（最高行政法院96判1114（2007.6.28））[10]之裁决时，难道不是「政治」？难道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我们肯定，司法也都是政治的一环，它必须与民主相互融合而非对立；同时，司法人员的决定，也都要受民主政治的约束与控制。那么，这种「政治负责性」如何与
宪法所要求的「司法独立」调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