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应当对无权处分行为如何定性呢？我们认为，把它界定为（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的）债权行为比较合适。其理由有三：
第一，它符合实践经验。学界理论通说认为，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采取的是债权形式主义，即要想发生物权变动，需要有有效的债权行为，另外还要有公示行为，即动产交付和不动产登记。也就是说，有效的债权行为是发生物权变动的前提条件，只有在有效的债权行为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债的履行，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因此，我们把无权处分界定为债权行为，也就是抓住了主要矛盾，后续的物权变动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第二，它回避了物权行为的理论抽象。物权行为理论认为，物权变动是由物权行为引起的，这不仅脱离生活事实，而且大众难于理解。而在无权处分行为中，把它界定为债权行为，后续的物权变动交由债的履行来解决，如果因处分人无处分权而不能交付，这是履行不能产生违约赔偿的问题；如果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则顺利履行，发生物权变动。这样的规定不仅符合生活常理，而且人们易于接受，更主要的是操作起来简便易行。
第三，把它界定为债权行为能够涵盖无权处分行为的主要内容。一般来说，无权处分行为的两个主要义务是交付标的物并转移其所有权，支付价金。债权行为是否包括这两项义务呢？我国《
合同法》第
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瑞士债务法典》第184条关于买卖合同的定义的规定也是这样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第30条和第53条的规定也是相同的。问题是，买卖合同是否可以和债权合同划等号？也就是说，债权合同是否可以包含交付标的物并转移其所有权的义务？这又涉及到对债权合同的界定，理论上债权合同没有统一的概念，我们结合“债”和“合同”的本质对它作出界定，债权合同是请求特定人为特定给付义务的合意。既然是“特定给付”和“合意”，在意思自治的范畴内，只要内容不违法，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约定，那么，交付标的物并转移其所有权的内容当然可以包括在债权合同里了。这样的界定对物权行为概念乃至处分行为的概念都带来冲击。刘家安博士通过对买卖的法律结构的历史考察和论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买卖契约仅产生债的效力是更为优越的规则，出卖人应当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15）。当《德国债法现代化》把无权处分中的处分行为问题交由给付障碍规则来解决时，事实上意味着物权行为理论的繁杂、矛盾与无能为力，从而不得不进行避繁就简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