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收说”则主张为防止滥诉，原告应该承担败诉的费用，但是，鉴于其诉讼的公益色彩，可以适当减少其诉讼费。
“公益诉讼基金说”主张建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基金会，公益诉讼基金来源可由国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以及被告败诉后支付的无人认领的赔偿金或补偿金组成，公益诉讼的原告在提起公益诉讼之前可以向公益诉讼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或在败诉后申请由基金会支付一定数额的补偿金。[9]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它至少有三个好处：其一、打消原告怕承担败诉费用的顾虑，避免放弃公益诉权的情形发生；其二、不会增加法院的公益诉讼成本；其三、公益诉讼基金会对公益诉讼费用申请的审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滥诉，真可谓一石三鸟。
（二）公益诉讼的诉讼时效
我国现行诉讼法对诉讼时效均有规定，要求出现纠纷必须在一定的期限内提起诉讼，否则将丧失胜诉权，但在
民法通则的有关司法解释中却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这一规定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所需，而公益诉讼同样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方式，自然也不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使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任何时候均能受到法律追究。[10]
（三）公益诉讼的管辖
由于公益诉讼案件往往损害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牵涉面较大，涉诉人员多，有重大影响，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的“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集团诉讼案件”。因而，公益诉讼的一审案件应由案发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为宜。
（四）对胜诉原告的奖励
公民和公益团体提起公益诉讼，往往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公共利益，为了体现对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时所花费的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有所弥补，激励更多的人维护社会公益，实现社会正义，国家应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奖励所需的资金应列入国家财政预算。
结语
本文在界定公益诉讼的概念和剖析其本质的基础上，运用当事人适格的基本理论，结合我国现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分析了公益诉讼的原告，限于篇幅的原因，就受案范围、举证责任分配、诉讼保障措施等公益诉讼制度的其他组成部分仅作了简要的分析，指出公益诉讼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制度，其实质为法律参与，其受案范围是各种涉及资源、环境、公共财产和公共设施的案件，其原告应包括公民个人、公益团体和检察院，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仍然主要被告承担，民事公益诉讼中则主要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国家应建立专门的公益诉讼基金来解决公益诉讼的费用承担问题，公益诉讼不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公益诉讼的一审案件应由案发地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为宜，国家应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以起到弥补和鼓励原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