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我本人同意第一种观点，即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定位于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继承与发展。理由是：1、如果只将宽严相济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来对待，则它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因为过去20多年来的持续“严打”使我们的立法、司法、执法乃至观念都烙上了“严打”的印痕，只在司法中“以宽济严”，不仅局限性很大，而且无法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甚至还会给某些改革措施带来合法性的危机，如我国目前正在推行的刑事和解、社区矫正等，都被视为“以宽济严”的有效措施，但它们其实都面临一个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因此，只有将宽严相济作为新形势下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才能在各个领域贯彻这一精神。2、过去我们虽然也在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时提过宽严相济，但它与现在我们对“宽严相济”的强调程度是不一样的，前者完全是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作注脚，后者则使之具有了独立甚至优先的价值，并且正在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热词。虽然现在有些领导人的讲话还间或将二者混杂在一起来使用（这也是导致学界争论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不难发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使用率越来越低，而“宽严相济”的使用率则越来越高。随着理论的成熟和实践的发展，最后以“宽严相济”来取代“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提法在我看来是必然的。3、至于如何理解中央文件《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我认为，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一是该文件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刑事政策文件，因而它并没有就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总体地位作出界定，只是为了突出在司法领域要贯彻宽严相济的精神，但并没有说宽严相济就只能存在于司法领域；二是结合文件中“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后面的两句话：“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积极推行社区矫正”，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问题都不是单一的司法问题，都必然牵涉到立法上的改革。
综上，我完全同意马克昌教授的如下观点：“如果一个政策只是一个司法政策，而不是一个立法政策，那又如何司法？立法上根本没体现宽严相济，司法又怎能离开立法判案呢？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中央文件上虽然说是司法政策，但它是针对司法领域而言的，并没有把它作为整个地位来界定。所以不能因为它说了是司法政策，我们就一定认为它只能是个司法政策，否则，很多问题都没办法解决，包括对减刑假释要不要贯彻宽严相济。”[15]
四、如何实现“以宽济严”
首先，观念先行。观念是行动的先导，“以宽济严”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政策的要义，如果不对此加以充分认识，就会使社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16]例如，《法制日报》前不久有一篇题为《“判前赔偿减刑”一类制度为何屡次引发争议?》的报道：2007年9月24日，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依据“判前赔偿减刑”制度——“被告人认罪、积极赔偿的，可酌情减轻刑罚”，对一起轻伤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从轻作出缓刑判决。此事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质疑之声扑面而来：“判前赔偿减刑”超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这一制度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不利于司法公正，而且里面的腐败空间太大。“我们事先没有料到这项制度的实施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这两天，我们的压力很大。”法院方面坦承。实际上，法院的这种做法并不存在超出法律授权范围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出台的《关于审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曾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此外，
刑事诉讼法也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法院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法院‘空判’是社会上对执行难的戏称。在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我们发现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执行积案最多。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项是被执行人有抵触心理，‘我牢也坐了，为什么要赔你？’所以，这类被执行人不愿履行刑事附带民事的法律义务。推出‘判前赔偿减刑’制度，是法院对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