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以往的惯常做法是对卖淫、嫖娼者进行罚款，或者同时予以拘留、劳动教养，但实践证明，这两种做法效果不佳。在探讨新的应对措施时，不能不考虑以下因素：（1）现代社会中，人的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某些人出于各种原因将自己的身体当作商品进行交换，不仅具有主观条件，而且具备了客观可能性。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动机是谋取经济利益。可以说，只要存在着贫富差距，卖淫、嫖娼行为就不可能被根除。（2）社会对婚外性行为越来越宽容，法律对卖淫、嫖娼行为的“打击”力度转缓。对于卖淫、嫖娼行为，《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4年）第
30条规定：“ 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2005年）第
66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新、旧法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①语气由严厉转为轻缓；②不再适用劳动教养这样一种比某些刑罚更重的行政处罚措施，处罚有所减轻；③以“十五日以下拘留、五千元以下罚款”为基点，处罚措施的梯度走势由原来的“趋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转向“入轻”（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3）卖淫、嫖娼行为的查处难度大，重复发案率高。由于卖淫、嫖娼者流动性强，其身份和场所比较隐蔽，而公安人员力量有限，对卖淫、嫖娼者的查处往往是挂一漏万，这使得卖淫、嫖娼者在侥幸心理驱使下重复违法。
综合以上三个因素，笔者认为，对于卖淫、嫖娼行为应当立足于抑制（而非根除），在依法进行处罚的同时，似应寄希望于违法行为人的自律，以减少此种违法行为。具体做法是：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卖淫嫖娼者做出处罚决定时，除了向被处罚人宣告处罚决定、送达处罚决定书之外，宜同时通知其家属，[24]借助亲情的力量激发其羞耻心，促其自律。这样做，既能减少卖淫嫖娼行为的发生，又不侵犯其隐私权，[25]似乎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
【注释】 关于全国妇联向公安部提出内部交涉的报道，参见http://q.163.com，2007年1月18日。
Warren and Brandeis: the Right to Privacy, 4 Harv. L. Rev. 193（1890）.
参见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
世界各国宪法并没有直接规定“隐私权”一语。据荷兰学者统计，截止到1976年3月31日，世界上157部成文
宪法中，有37部涉及了“私人秘密权”，占26.1%；有117部涉及“私生活的保护”，占80.4%。此处的“私人秘密权”指一般意义上私人权利的规定，如“私生活不受侵犯”、“尊重……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私人和家庭生活秘密”、“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不受侵犯”等等；“私生活的保护”具体是指“住宅”、“私人通信、文件或者书籍”、“通信、电话、电信的秘密”等不受侵犯。详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格尔·范·德·唐著：《成文
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144页。
参见王洪、刘革：《论
宪法隐私权的法理基础及其终极价值——以人格尊严为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第95页。
琼·威尔斯诉芝加哥市案案情参见爱伦·艾德曼、卡洛琳·肯尼迪著：《隐私的权利》，吴懿婷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