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笔误：
　　“2002年8月16日晚”，应为“2000年8月16日晚”。
　　五、忽略的关键问题：原告之妻的死因。
　　案情并未提及。
　　如果死因不明，特别是如果死因不能归咎于医院的情况下，原告利益受损将与医院无关，进而与广告无关，进而与广告是否违法无关，进而与广告主管机关是否履行法定职责无关。如此关键的前提问题，案情竟然未提及。退一步来看，即使是出于医院的原因导致原告之妻死亡，也要进一步探查这一原因与所谓的违法广告的关联关系。
　　假如原告之妻的死因应归咎于医院，则原告与医院之间应形成顺理成章之诉讼关系。这一点案情并未提及（很难想象如此“精明”的原告会“不可思议”的放过医院，但其主张是否能够实现则未可知。）。如果医院并未消失，原告提起诉讼当不成问题。1、假如原告可以胜诉，这一诉讼将全面、周到的妥帖保护原告之利益。无需提起本案诉讼。原告之妻的死因与医院在因果关系链条上的位置更为接近，如有因果关系则属必然因果关系。而原告之妻的死因与本案被告在因果关系链条上的位置更为遥远，如有因果关系则属或然因果关系。2、假如原告不能胜诉，则证明原告之妻的死因不应归咎于医院。那么提起本案诉讼，其诉讼目的必然不是保护原告（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其妻）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其目的可能转移为：出口恶气。医院与电视台可能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的可能，但这已经与原告之妻之死——毫无关系了。这样的诉讼不应成立。
　　从法律关系上来看，原告更应向工商局举报的是医院，因为医院不仅是其认定的违法广告的广告主，而且更重要的是医院是其妻的“非正常的离开人间之地”。事实上原告也的确没有放过医院（原告的证据4：医院的报纸广告。但却不是本案“电视广告”），工商局已经根据其反映处理过411医院的违法广告问题。原告在丧妻之痛的打击下，决定“谁也不能放过”，凡是与其妻之死有关系的尽在打击之列。这是一种典型的“损人不利己”的行为。诉讼的基本原理：无利害必无诉讼。因此，原告实际拥有的是举报权，而不是投诉权。对接受举报机关的处置行为不服，是不能享有诉权的。不过还可以享有进一步的举报权，这次举报的不是违法广告的行为人，而是其认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举报受理机关。
　　违法广告本身不能“杀人”，但可以成为杀人犯的“帮凶”。假如医院的诊疗行为并无过错，或虽有过错但与广告无关，即使广告违法，违法广告本身也不可能单独致原告利益受损。违法广告（主要指虚假广告）直接侵害的对象不是广告受众的经济利益，其本质是“不实之词”，是导致受众做出错误选择的诱因。本案中，如果原告之妻的死因不能归咎于医院，则其所谓的造成“错误选择”——不能成立。诱因不起作用。死亡的不利后果还需寻找真正的原因和责任承担者。

第 [1] [2] [3] [4] 页 共[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