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任何一个中国的学者来说，做院长都具有一种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又大都热衷于权力。”不知是该文作者以己度人、以偏概全，还是本人孤陋寡闻，不知袁隆平院士、吴文俊院士、王选院士、鲁迅、柏扬、李敖等等诸君是否也位列其中？以当下氛围而言（官本位当道），本人既厌弃官职，又鄙夷权力，视官场如粪土，避之犹恐不及。这是不是“酸葡萄”效应呢？如果本人根本就没有当官的可能，说这番话可能就会被人认为言不由衷了。可上帝知道，我婉拒了了若干次升迁的机会。也许按照这一标准，我根本就算不上学者。但是，“中国的学者天生责任感较强。”本人又自认符合这一条，不仅愿意对自己负责，也希望以另类方式承担社会责任。
　　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以权力来体现个体价值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在中国，当一个学者拿完了他能拿到的所有学术头衔之后，便自然就会像权力伸出橄榄枝。”请看，这就是中国学者的宿命。劳其一生，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学衔。其成功的标志不是其优秀的学术作品，而是其眩目的头衔。学衔是如何获得的？垃圾作品的堆砌、上下关系的疏通。这样的学者所完成的，仅仅是自己物质财富的积累。这已经不错了，至少为了其子代日后的精神超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扭曲的评价体系——见物（外在的美丽光环）不见人（内在的学术水平）。这可能是导致学术乱象的根源之一。
　　法学院在不同高校的利益格局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实，学术是很个人化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团队合作也好，硬件支撑也罢，都不过是辅助而已。优秀学者是优秀学术成果的“发源地”。院长们可以争抢的不过是利益罢了，而利益与创造性思维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该文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把法学院（包括高校）理解为经营性机构，处处经济利益挂帅。在该文作者眼中，“法学教授开价与历史学、哲学教授完全等同。”好像很不公道，违背了价值规律。请注意：一个学者的身价是与其学术成果的质量相关联的，而不是由其所从事的学科种类所决定的。该文作者在对自然科学界歧视法学表示不满的同时，也露出了“狐狸尾巴”，在社会科学内部也要“排排坐，吃果果”，也是一个隐藏起来的“血统论者”。
　　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的歧视，只能归于偏见与无知。如此，称其为科学家已经名不符实了。
　　所谓的强势学科，不过就是能够较多地从体制内获得资源，进而丰衣足食、自得其乐。他们吃的是国家。弱势学科，由于吃不饱，只好外出打食儿，通过市场机制，维持生计。他们吃的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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