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直面了现实的问题，本文前述讨论已经有所涉及，但是这种“质疑”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死刑核准权的程序功能）而言的，他没有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支撑这个问题产生的“中国剧场”是什么。笔者认为，其中绕不过去的是最高法院的宪法地位以及宪政问题。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律地位是无法比拟的，它的自由裁量可以从6000件中筛选出不足150件的“人身保护令”的申请进行复审。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内，最高法院从来都不是一个司法机构，它必定同时也是一个宪法机构。最高法院的法官只有清楚地理解最高法院在宪政中的位置，理解自已作为最高的上诉法院与其他的审判法院之间的功能差别，才可能审慎且有效履行最高法院的宪法职责。”[12]《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0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可见我们需要准确理解“最高审判机关”与“监督”的涵义，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院应当处理重大的法律问题，核准的死刑案件应当是具有重大法律和现实意义的案件，而不应当成为被质疑的对象，那么法律的权威又何从谈起！
当然，我所理解的宪政问题即是宪法统治和权力制约，下面的三点是我对于死刑核准权反思的进路，然而权力究竟是权力的“线性回归”。以下只是反思性的追问而不是现成的答案。
第一、司法化改造何以可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死刑复核权具有行政化的色彩，应当进行司法化改造或称诉讼化改造，实行当庭审判，然而这可能吗？这需要耗费多少财力和人力资源，而我国的司法资源有限，另一方面这么做也很难说经济的、效率的。如果不能进行司法化改造，学界的讨论或许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且最高决策层也很难采纳这种对策，司法化改造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第二、正当程序的难题。“政府”收回死刑复核权本来就不是法治的，而是迫于政治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的政治逻辑，而且中国还不能称为“宪法统治”的国度，而大多制度创新的历史进步无不在“违宪”，有人认为“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良性违宪史”。正当程序的死刑复审制度在中国不太有可能，正当程序的确缺乏某种“正当性”基础。打击犯罪的逻辑在社会矛盾突出的时期永远优位于正当程序的逻辑，而我也认为正当程序的法治逻辑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尽管最终的结果总是失败。
第三、权力监督的笑话。最高人民检察院需要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我想有这种必要吗？可笑的是这理由还很充分，其一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是公诉权的必然延伸；其二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能够帮助法院全面了解案件事实，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三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是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必然要求。[10]在权力未被诉讼化之前，权力监督的介入是否意味着权力的分配？而这种分配对于解决问题有意义吗？
五、结语：宪政与死刑复核程序
以上的表述，笔者不敢完全自信没有逻辑上的问题、材料运用上的错误以及其它可能出现的问题，笔者也没有试图去设计一个美好的蓝图（尽管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而只是想指出学者们应当回归“理论”的而非“对策”的进路。另一方面，本文也指出了死刑复核程序与宪政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出了死刑复核权的“中国剧场”，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哪怕是对笔者的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