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昏聩与狡黠：官民之间不同的司法智慧
　　海瑞曾经在《规士文》中写道：“吾少时乡居，见闾阎父老，阛阓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曰此某斋长也。人情之重士如此，岂畏其威力哉?以为彼读书知礼之人，我辈村粗鄙俗为其所笑耳。”尽管海瑞旨在批评明代士风日趋败坏的现象，但是，我们从中颇能看出士人阶层(海瑞所说只是其中的最低等级秀才)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地位；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帝国官僚的社会地位将是何等崇高。相反，乡民则有“自惭形秽”的自卑心理。然而在下面所要讨论笑话中，情况恰恰相反，官僚成为被挖苦讽刺的对象。
　　(一) 帝国官僚的昏聩
　　一般说来，通过科举考试出仕的帝国官吏应该富有智慧，但某些官吏却显得出奇的昏聩，不是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而是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与审判能力。说到缺乏司法能力，现代学者每每认为，这是由于中华帝国的科举考试属于经典知识与诗文写作的测试，与实际行政和司法审判没有直接的关联。据我看来，就其与西方尤其是近年以来的西方法律知识体系比较而言，这一论断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值得指出的是：其一，如果我们承认传统中国具有“礼法融合”的法律体系的特征，那么，经由儒家经典训练接受的也就不是与法律毫无关系的知识体系了。毕竟，法律只是礼教的律典化和具体化。其二，传统中国特别是宋明以降，法律还是受到知识阶层重视的。苏轼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的诗句，恰恰说明，在当时的知识阶层和帝国官僚眼里，对于达到“尧舜之治”的境界来说，法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三，在传统中国，也有多元的渠道传播法律知识和相当丰富的法律研究文献；在法律研究群体中，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律学流派。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都缺乏起码的法律知识。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帝制中国的司法官员的昏聩，似乎并非完全由于法律知识的匮乏所致。
　　必须指出的是，有时，帝国官僚在司法审判中表现出来的“昏聩”形象，往往是由于一己的贪念所致。换句话说，是金钱涂黑了司法官员内心的明镜。请看《不明》的刻画：
　　一官断事不明，惟好酒怠政，贪财酷民，百姓怨恨，乃作诗以诮之云：“黑漆皮灯笼，半天萤火虫；粉墙画白虎，黄纸写乌龙；茄子敲泥磐，冬瓜撞木钟；维知钱与酒，不管正和公。”
　　据此，明清时期的司法官员的糊涂昏庸，乃是“好酒贪财”所致，而与法律知识无关。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场域，“廉洁”往往被看作是“公正”与“威严”的前提，至少也是将其联系起来思考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尽管“廉洁”未必一定产生“公正”的司法效果。在刘鹗所著《老残游记》中，对于不要钱却嗜杀成性的清官型酷吏，即有严厉的抨击。
　　(二) 乡野庶民的狡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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