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此则“笑话故事”，实际上已无故事和笑话的色彩，而纯粹是对于“打官司”的一种用语解释。事实上，从“打”字的用法来看，并非只是“打人”的意思。譬如，我们现在常说：打的、打饭、打烊等，它们的意思是指乘出租车、买饭、商店关门。就此而言，打官司可以用来表示“到衙门诉讼”的意思；或许，这也是故事所谓“审官司”的意思吧。由于汉语“打”字的模糊意蕴，因此，能与其他词汇结合起来用在多种场合而有不同的意思；其中以“打人”(刑讯)来表达诉讼，只是一种可能的用法罢了。然而，故事旨在抨击贪吏听讼折狱的那种“无是非，无曲直，无天理、无人情”的特点，所以刻意在“打人”(刑讯)的层面上解释诉讼，希望凸显司法官吏的酷虐，这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解释。再者，鉴于传统中国即便允许司法官员刑讯，但也是有条件的，而且法律规定非常严格；因此，这种不问青红皂白、动辄刑讯的做法，本身就是司法官员酷虐的表现。如果把它与传统中国“刑治中心主义”的整个法律背景结合起来考量，那么故事的评论可谓切中要害。
　　必须指出的是，传统中国之所以存在刑讯制度，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刑讯泛滥，除了证据制度(口供主义)和侦察技术落后的原因以外，也与司法官员的酷虐密切相关。
　　在本节里，笔者简要地分析了《笑林广记》反映的明清时期帝国官僚的贪黩与酷虐。当然，上述官僚贪黩和酷虐的问题，其他历史文献也有记载和批判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是明清时期比较普遍的政治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是：原因究竟何在?据我看来，根本原因有五：其一，小农经济与庞大帝国的矛盾。小农经济的产出有限，而且儒家基于“爱民”的道德精神，也提倡“薄赋轻徭”的财政原则，因此，正常的财政收入往往难以满足维系规模庞大的官僚帝国的需要。这样一来，为了控制帝国官僚的规模，必须建构“精兵简政”的官僚政府。即使如此，还是出现行政经费的短缺。其二，皇权专制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为了实现皇权对于巨型社会的有效控制，势必要求压抑民间社会的各种势力；但是，明清时期不但人口急剧增长，而且社会经济也日趋多样和复杂，所以数量有限的帝国官僚根本不可能胜任这项任务。这样一来，任用编制外的吏胥和衙役，也就不可避免；此外，为聚敛财富而广开捐纳出仕之门，造成了官僚品流不纯，从而导致了帝国衙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贪黩腐败也就势所难免。其三，道德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事实上，科举取仕本身可能就是一个祸根。虽然科举大门敞开，庶民百姓均能利用自身的才智和通过自身的努力进入官僚阶层，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开性和平等性；但是，漫长的考试途程须要整个家族的经济支持。这样一来，一旦科举成功而出仕为官，那么回报家族原先付出的经济支持也就理所当然。而国家所能提供的薪水却非常微薄，甚至不够养家糊口的；如此一来，想要不贪如何可能?这就致使“清廉”的道德理想，一旦遭遇现实生活的巨大压力，真是不堪一击。其四，人性与世情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明清时期出现了“消费社会”的气象，奢侈夸富的现象非常普遍。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对于那些尤其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平民阶层，经由二三十年“寒窗苦读”而得以出仕的帝国官僚来说，如此漫长的“苦读”生涯，难道仅仅是为了当好“清官”吗?难道仅仅是为了继续过那“清贫”(例如，半鸭清官于成龙)的生活吗?一旦出仕当官之后，面对鲜衣华服、昂首阔步的商人阶层，难道他们能够继续忍受因母亲生日缺钱开销(例如，清官海瑞的故事)而发愁吗?这样一来，在薪水不够用度时，贪黩恐怕难以避免。更何况，享乐乃是人性固有的欲望。其五，导致帝国官僚酷虐的主要原因，除了他们的性格与贪黩的因素以外，多半与皇权专制相关。这是因为，在皇帝看来，如果要想有效地控制巨型的民间社会和操纵庞大的官僚群体，仅仅依靠道德说教，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唯有使用血腥的暴力手段，才是维持皇权专制与帝国统治的不二法门。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的酷吏，往往被皇帝视为能吏而加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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