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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理怀疑标准
结果确定标准的好处在于保证法院充分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只有在确信违规改变选举结果的情况下才能更改之。法院这样做，只不过是恢复了选举被违规行为所掩盖或更改的民意。况且一旦知道确切的选举结果之后，法院往往用不着宣布选举无效，而可直接宣布因违规行为而落选的候选人胜选，从而避免了昂贵的选举成本。但问题在于，在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争议中，违规行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并非如此清晰可见。在许多情况下，原告不能确切证明违规行为改变了选举结果。法院可能查验不出被错误计入、排除或受到影响的表决，即使可以查验也面临证据可靠性的问题，因而法院往往面临选举结果的不确定。在某些情况下，透过假定「每个选民都有同样的概率投出无效票」，专家可以计算改变选举结果的概率，但是这种算法并不适用于故意影响选民选择的行为，而且统计模型也需要设定几个根据法官直觉估计的参数，因而仍然带有不确定性。[49]
另外，如上案所示，结果确定标准通常要求采用选民证词，而选民在选举事后的口头证词并不可靠。在知道选举结果之后或在公众压力之下，选民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决定，而法院显然不应给予某些不负责任的选民事后改变选举结果的机会。[50] 因此，德州选举法典第221.009(b)条规定，如果违法选票的数量超过了胜选差额，法院可以在不决定选民如何投票的情况下宣布选举无效。另一类选民证词是询问没有投票的选民会在选举日如何投票，而他们的公开证词将侵犯他们的秘密投票权利。允许被排除的选民做出证词，也是一场不确定和风险相当高的试验。任何决定选民意图的尝试都将是一种猜测，而且可能导致买票来更改选举结果。[51] 在选民确切知道他们的证词可能影响结果之后，他们很可能不会在法庭上披露选举日的原始意图。[52]
鉴于这些困难，美国不少州并没有采取严格的结果确定标准。例如乔治亚州法典第21-2-522条规定了合理怀疑标准，挑战选举的依据和爱阿华州类似，但是数量上只要求足以改变选举结果或使之带上疑问。[53] 有些州的立法虽未规定，但是透过司法判例确立了合理怀疑标准。例如新泽西州最高法院在1976年的案例中判决，如果选举不规范行为使得法院不能合理确定谁获得了合法表决的多数，那么就将要求重新选举。[54] 在1997年的判例中，夏威夷地方选举的差距仅2票，而至少有19张无效票和有效选票混在一起统计。由于法院不能决定结果，因而要求重新选举。[55] 在1991年的案例中，俄亥俄最高法院要求证明选举不规范行为影响了如此数量的选票，以致改变了选举结果或使之带上不确定性。[56] 得克萨斯州的审查标准与此类似，[57] 纽约州也只要求原告满足清楚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标准。[58] 路易斯安纳和康乃迪克州则只要求满足民事诉讼一般采用的多数证据(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规则，原告只需要证明违规行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可能性比维持结果不变的可能性更大，即可请求重新选举。[59]
和其它州不同的是，威斯康星的选举法并没有明确倾向结果确定还是合理怀疑标准，司法判例也在这两种标准之间摇摆。在1894年的案例中，[60] 原告以13票差距落选，但是提出某个选区的18位合法选民因为负责选举的官员误认为他们没有选举资格而被剥夺了选举权。法院没有深入调查这些选民是否具备选举资格，而是认为这一事故只是判断错误，而不构成舞弊，因而仍然维持选举结果，但是法院对故意和非故意错误的区分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后来的判例中，州的最高法院似乎又接受了合理怀疑标准。[61]
即使适用合理怀疑标准，原告还是要提出「清楚与令人信服」的证据。例如在1991年的案例中，俄亥俄州司法部长的选举得票差距只有千分之2.5，而落选者认为选举存在一系列舞弊和不规范行为，但是不能证明它们对结果产生了任何影响，因而未能满足举证负担。譬如原告认为候选人名字在选票上的排序使被告得利，但是他指定的证人只是主张候选人排序一般可能产生5％的差异，但并不能确定排序对这次选举产生了任何影响，而反方证人的研究表明排序对该选举的影响在统计上可忽略不计，且这一主张为法院所采信。[62] 在2000年的案例中，原告在得克萨斯州的县选举中以75票差距落败。他认为某投票站在早上和傍晚大约两小时内前后门都锁着，以致某些选民可能不能投票。据他回忆，选举结束后曾有许多选民因为当时未能投他的票而表示道歉，但是他不能说出数量多少，也不能说明有多少选民因此而未能投票，而只有一个证人明确表示因为锁门而未能将票投给原告。因此，虽然该县那次选举的投票率确实比往常更低，且民意调查表明原告一度大幅度领先，法院还是判决他没有满足举证负担。[63] 在1975年的新泽西乡镇委员会选举中，原告比被告差了7票，但是因为某选区的计票机器发生故障，致使原告只计了1票，而被告高达100票。如此悬殊的票数足以对选举结果产生合理怀疑，因而法院要求重新选举。[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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