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竞选行为的调控，参见理查德·皮德斯：「民主政治的
宪法化」，田雷译，载张千帆组织编译，《哈佛法律评论·宪法学精粹》，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以下。对于美国和德国的比较，见Russell A. Miller, Lords of Democracy: The Judicialization of Pure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61 Washington & Lee Law Review 587 (2004).
例如有的学者对德国大众民主主义(populism)之消失甚感遗憾，Id. at 633-635。作为政治司法化的一个例子，在1999年黑森州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出现了基督教民盟违反动用竞选资金的争议。由黑森州的行政法院院长、普通法院院长以及三名议员组成的选举审查法庭(Hessen Wahlprufungsgericht)负责审查选举争议，但是联邦
宪法法院认为该机构混合了司法和政治特征，缺乏独立性和中立性，因而显著限制了该「法庭」的权限。(103 BVerfGE 111.)
对于伊莱教授关于司法的「代表加强」(representation enforcing)功能，参见John Hart Ely, Democracy and Distrust: A Theory of Judicial Review (New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对于法院应放任不管的「司法最小主义」主张之反驳，参见苏永钦：「司法自制，岂能无视
宪法」，《中国时报》2004年11月7日。
Political question，参见马歇尔首席大法官(C.J. Marshall)在1803年的马伯里决定(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5)中对这个问题的首次阐述。在1962年的「选区重划第一案」(Baker v. Carr, 369 U.S. 186).，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选区划分问题并不属于司法不得介入的「政治问题」。
对于美国法院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的作用，参见张千帆：「论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宪政问题」，《中外法学》2001年第4期。
一个值得探讨的例子是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开明专制」下，新加坡取得了相当完备的法治，甚至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存在一定程度的言论和新闻自由。然而，由于新加坡的多党制议会民主是有名无实的（在60人的议会中，只有两人是反对党成员），人民行动党实际上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在这种情势下，新闻自由必然受到严格限制，而且新闻限制正是透过「法治」而变得愈加有效和严苛。前总理李光耀资政数次以「诽谤」为名，起诉报导对其不利的媒体，并迫使其中某些媒体破产。参见「与李光耀较量」，《大洋报》2000年11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