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担保权，特别是优先权制度，是基于税法、
劳动法、诉讼法等公共政策性目的而通过立法创设的，实质上是立法者为了优先保护特定群体，而使特定债权受到法定优先权的保护，从而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法定担保权体现了国家干预的思想，现代国家是福利国家、社会国家，保障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权是现代国家的使命，所以，现代社会中，优先权等法定担保权可能会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法定担保权与意定担保权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法定担保权的过度膨胀，必然产生抑制交易，妨害意思自治的消极影响。意定担保权不仅保障信用，而且具有资金融通功能。通过约定产生的金融担保，即融资性担保，是维持信用，建构市场经济的支柱。而法律往往规定法定担保权具有优于意定担保权的效力，这无疑将增加信用风险，妨害债权实现，动摇交易安全，从而不利于鼓励交易。况且，担保物权以公示为原则，非经公示不能成立或者不能对抗第三人，从而也不具有优先效力，以免妨害交易安全。而法定担保不以登记为要件，不具有公示性，这种不经公示、无影无形的权利使其他债权人的经济安全是致命的威胁。法定担保与意定担保的消长体现了国家干预与自由主义的冲突，立法应当妥善地协调两者的价值差异，将以优先权为代表的法定担保权限制在合理的、必要的范围内，既保护弱势群体的福利，又能维护交易自由和信用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将蛋糕做大，以期达到双赢。
四、信用建设：为建设一个免担保的社会而奋斗
亚当·斯密在《关于公正、警察、税收和军队的演讲》一书中对不同国家商人的信誉进行了比较，指出荷兰人的信誉高于英格兰人，英格兰人的信誉又高于苏格兰人，得出结论为生活在商业中心的人的信誉高于偏远地区的人，市场经济越发达，商业交易越频繁，市场主体的信誉越高。相信这一点会给我们以乐观的启示。目前的转型社会中严重的道德失范和信用缺失，体现了传统的断裂，这可能正意味着一个促使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化的契机。市场经济与相应的制度建设相互因应，同构共生，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而是一系列法权关系，它必须依赖上层建筑——国家与法律的制度建设为骨干。
但制度建设绝非外在的强制，制度的发展是由外在的强制性规范最终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规范，即回归到人本身。亚当·斯密在《关于公正、警察、税收和军队的演讲》一书中对不同国家商人的信誉进行了比较，指出荷兰人的信誉高于英格兰人，英格兰人的信誉又高于苏格兰人，得出结论为生活在商业中心的人的信誉高于偏远地区的人，市场经济越发达，商业交易越频繁，市场主体的信誉越高。相信这一点会给我们以乐观的启示。目前的转型社会中严重的道德失范和信用缺失，体现了传统的断裂，这可能正意味着一个促使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化的契机。市场经济与相应的制度建设相互因应，同构共生，市场经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而是一系列法权关系，它必须依赖上层建筑——国家与法律的制度建设为骨干。
和谐社会是诚信社会。法律意义上的信用逐渐培育出伦理意义上的信用，对社会而言就意味着形成了一种珍贵的社会资本。随着法律制度内化为风俗、习惯、道德、信仰，最终塑造出诚信的人来才是制度的目的。仅仅依靠制度化的担保机制所维持的信用并非最佳的选择，毕竟任何制度化的信用都有其内在缺陷，信用的发展，道德的醇化，人格尊严和人心的廉耻是最有效的担保。诚信社会一日不能建立，则债权人不得不日复一日陷入为信用的担保而奋斗的角斗场中。[32]担保制度的活跃毕竟只限于工具理性意义上，我们最终的价值目标应当是打造一个诚实信用的社会，一个免担保的社会！
【注释】 梁慧星：“日本现代担保法制及其对我国制定
担保法的启示”，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王泽鉴：“动产担保制度与经济发展——台湾动产担保交易法制定施行30年的经验”，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