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要有道德勇气——专访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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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近夏
周五晚，贺卫方教授还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周六便乘坐７点多钟的早班机飞往广州，准备参加珠海的“文化大讲堂”。因为行程匆忙，为了争取更多与贺教授交流的时间，本报记者也起个大早，赶往广州白云机场“接机”。贺教授笑容满面，亲切随和。两小时的车程，浓缩出以下这篇专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记者：对于您，外界在您身上加诸了很多 “标签”，比较统一的是大家都认为您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这些“标签”？您又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
贺卫方：其实这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需求。大家都觉得社会在急速转型中，人们的价值观在变化，社会结构在变化，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变化，于是带来了太多的困惑和问题，需要今天的学者努力去研究，并且他们的研究能够让社会公众了解。人们有一种渴望，知识界的人不要沉浸在象牙塔里面，而是能够走出来。我自己在过去近２０年的时间里，的确在做这个努力。当然，有些荣誉是自己没有期望得到的，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是不虞之誉。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品格上的独立，不能够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当社会上发生一些不公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种道德勇气，要有知识分子的尊严，发出不平之声，逐渐使社会上形成权力的一种合理的布局，使学术也变成可以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的一种力量。
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在慢慢露出一些让人欣慰的苗头，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你可以有一些途径来和社会进行交流互动，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独立的精神表现出来，让这个社会能够感受得到，这是我觉得应该感谢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一点。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学者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理念如何获得保持？
贺卫方：独立不是一味抗争的姿态，而是说让学术回归到学术。不要迎合世俗的东西。学术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公权力的干预，还经常包括外部的诱惑，网络发达后民粹主义的兴起会导致学者迎合大众，这也会构成学术独立的丧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应该体现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
当然也有体制的原因，我们大学管理机构实际上官僚化了，这导致对于学者的评价惟一可操作的标准就是数字数、数篇数。这就导致低水平重复、剽窃等的发生。也许只有大学所有权制度更深刻地变化，探索全新的模式，强化不同学校之间的竞争，才能找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