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特别是90年代社会主义的挫折之后，高兹特别关注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从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社会理性三个方面理解社会主义。在当代全球性问题突显的大背景下，高兹的生态政治学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重新检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坚持马克思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以人类尺度解决生态危机，实现自然与人相互制约和渗透的完整统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应打破这一逻辑，代之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出路是社会主义，建构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人类自由的真正实现和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统一是高兹的生态政治学的两个基本方面。高兹指出，当代西方随着科技发展及科技的资本主义运用，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出路是改变生活方式和限制消费，使不可再生能源变为可再生能源。高兹认为，生态危机既可以按照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解决，又可以按照独裁资本主义方向解决，关键在于使用哪种能源技术。利用何种能源，不仅涉及生态问题，也涉及社会政治问题。高兹把现代技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资本主义逻辑为标志的高度集中的核技术，它导致决策权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有利于对人民和自然的控制，具有独裁和加强资本力量的倾向，隐藏着巨大的安全危机(如雇员的破坏，偷窃放射性原料，恐怖主义袭击等)，不可能有最起码的自治；另一种是后工业社会的权力分散的技术，建立在个人之间以及与自然的合作上，尊重人和自然的规律，利用日光、潮汐、风力等可再生能源，服从于大众的控制而保护生态环境，具有民主和潜在的反资本主义倾向。因此，人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作出选择：一种是建立在独裁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加强了对人和自然的统治；另一种是建立在民主的技术基础上的社会——它促进了个人自主以及与自然的协调。(13) 高兹选择的是后者，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主张后工业社会在生态上应是健康发展的。高兹区分可再生能源与不可再生能源，主张尽量使用前者，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把核技术等同于独裁，把应用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等同于民主，又有其片面性。
　　“后工业社会主义”是高兹借用后工业社会和生态学理论而提出的一种后工业社会革命理论或乌托邦共产主义方案。他认为，为了避免生态灾难，必须停止经济增长，节俭地使用和再循环使用自然资源，建立自由的大众运输体系，使人们能迅速地到任何地方去，减少由大量生产私人汽车而引起的空气污染，建立一种以民主的技术为基础，能够全面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综合症，促进个人自主以及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社会。这种新社会是一个“双元社会”，即保持中央—地方、自主—他主和自由—必然的二重性，把社会分为个人自主领域和受外界支配的领域，其中个人自主领域居于优先地位。受外界支配的领域保证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必需品的生产，花费最少的资源与人力以实现最高的效率；个人自主领域保证个人能在市场之外自主地或与他人自由合作，按自己的兴趣或想像去生产非必需品或从事非物质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样，个人不再是社会的消极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个人在实现自己的创造性的同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此外，高兹还把工人自治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目标。
　　三、争取社会主义的劳工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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