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兹的生态政治学
吴宁
【全文】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涉及人与人的关系，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生态政治学的产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空前突显的大背景下，由绿色生态运动引发的一种社会思潮。在全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今天，生态政治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政治学的后起之秀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把生态学、生态危机、生态运动及时地纳入自己的理论视野，把生态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分析当代生态运动和新科技革命所蕴涵的政治潜力，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阐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形成了生态政治学理论。
高兹从全球视角看待生态问题，主张生态学只有与政治学结合起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才有实践意义，否则，生态学只能是一门抽象的纯理论科学。同样，政治学也只有与生态学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政治作用。生态学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政治学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生态学只有与政治学结合才能对社会、人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高兹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现象，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矛盾，看到了资本主义技术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构想，试图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
一、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
高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生产力归根到底起决定作用的论断，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观点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逻辑中不可能滋生出社会主义”。但他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合理性。在高兹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理性的理论内容并没有过时，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越发显示出其现实意义。高兹指出，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出现与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当人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其需求和工作程度时，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而是一个文化范畴。……更多并不就是更好”。① 高兹赞扬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原则与“计算与核算”、效率至上、越多越好的原则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认为经济理性的突出特征是计算。“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从生产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了市场那一刻开始，经济理性就开始启动了。……核算关心的是单位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不顾及劳动带给人的活生生的感受，即带给人的是幸福还是痛苦……不顾及兴趣和爱好”。② 他认为，“在经济理性下，生产必然仅仅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经济理性突破了‘够了就行’的原则，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马克思关于经济理性的危害性的分析对当代人有警示作用，马克思认为经济理性的危害在于一是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二是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使劳动者失去了人性。“在马克思眼里，经济理性就是要扫除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合理的价值和目标，而只留下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留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工具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后果……劳动不再是创造性的……劳动者失去了人性”。③ 高兹把马克思所设计的克服经济理性的道路理解为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连接，使“更少”与“更好”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当人们发现更多未必更好，发现赚得越多，消费得越多未必是更好的生活，发现还有比工资需求更重要的需求时，也就脱离了经济理性的禁锢。……当人们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价值都是可以量化，认识到不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恰恰是最重要或者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时，‘以市场为根基的秩序’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④ 他还认为，马克思把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劳动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思路无懈可击，“超越经济理性不仅意味着让闲暇时间压倒劳动时间，而且要使劳动本身成为一种自主性的行为”。高兹指出，当今人类要克服经济理性与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克服经济理性的论述中获得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