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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上的不一致也引起了判例法上的混乱。1994年的Richmond 案[25]，Laws法官认为承认实体期待利益的保护将会对行政机关执行职务所需改变政策之权力构成过分的约束，这样做法院将会犯下“原则性的错误”。只要行政机关作出政策改变满足wednesbury基准，法院就不应介入。同年，在Hamble Fisheries（HF）案[26]中，Sedly法官肯定了实体正当期待原则。他认为对期待利益的保护无益区分实体和程序，法官应衡量公益与私益从而做出裁决。本案中，HF公司信赖的是行政机关的实践，这时，法院应当审查行政机关偏离原政策所欲追求的目的，并与当事人的信赖利益相权衡。1996年，上诉法院在Unilever案[27]中承认当事人的实体期待利益受法律保护，但同时认为实体正当期待的保护仍应从属于wednesbury审查基准。一年后，同样是上诉法院审理的Hargreaves案[28]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Hirst法官反对Sedly法官在Hamble Fisheries案中的观点，并将之斥之为“异端”，他认为，对行政机关裁量权的审查应采用Wednesbury合理性审查基准，该案中，内政部改变政策的公益目的明确——减少探视人员犯罪率，规范探亲假制度，且已将服刑人员的信赖利益纳入考量，满足wednesbury的要求，法院无需再介入。
考夫兰案在一定阶段上结束了这些纷争。上诉法院通过对以往判例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权力滥用标准作为审查行政行为实质合理性的一个新的审查基准，这是一个区别于wednesbury的独立的审查基准，从而回答了实体正当期待是否是wednusbury下面的一项分支的问题。在涉及实体正当期待的案件中，行政机关改变政策、承诺、实践总是存在一定的理由和考量因素，一个理性的现代政府应当深知朝令夕改的代价，因此，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遇到了传统wednesbury审查工具所不能解决的难题。传统上法院只有在当行政机关完全忽略一个合理的期待或者存在一个显见的不公平或者违反比例时才可以介入，也就是说对此只能是一个低强度的司法审查。在考夫兰案件中，如果根据wednesbury标准，则行政机关已经阐明了关闭MH的公益理由，且在其衡量的过程中，已经对先前作出的对考夫兰的承诺纳入了考量（仍然支付护理费用），因此已经能够通过司法审查。但是，如果适用权力滥用标准，则行政机关所负的说理义务要比前者重的多，他不仅需要阐明公益理由和背离承诺时已将公民的期待利益纳入考量，而且还要阐明其衡量的过程，为什么即使关闭MH对考夫兰来说仍然是公平的？此时，法院的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权力滥用标准事实上是一种比wednesbury合理性标准更为严格的标准，它将法院介入行政公平性的门槛从“极端不合理”降低到“不公平至滥权”，使得控权的大门被严严守住。
（三）权力滥用基准与实体正当期待司法审查的成熟
考夫兰案依强度区分了三种正当期待的审查基准：wednesbury基准、程序正义基准和权力滥用基准。尽管在实务运用中存在一定的鉴别困难，但是这三种基准的区分无疑将正当期待争论的中心引向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审查技术问题。过去英国学界关于正当期待的争论总是集中于概念本身的价值正当性问题，这种讨论容易忽略法官在阐明实质正当期待适用与否背后所考虑的个案因素。考夫兰案强调法官综合考虑承诺所影响的人数、承诺的重要性、承诺、政策改变的公益目的、遵守承诺的后果等因素来确定应当适用哪一种审查基准，尤其是同样涉及实体性审查的第一种与第三种方式。Findlay案、Hargreaves案即属于第一种。在Hargreaves案中，行政机关欲改变的是影响不特定人的探视政策，服刑人员的正当期待仅为行政机关对其返家探视应根据当时的政策合理加以决定。Preston案、HTV案、Laker Airways案、Unilever案等就属于第三种，因为在这些案件中，承诺的对象仅为一个或少数人，且承诺的内容对公民来说是如此重要，而行政机关履行承诺的代价可能仅仅只是财政上的。[29]这种个案的区分和区分标准的释明结束了实体正当期待在判例法上的摇摆，使我们对法院在实体正当期待的审查上可能的角色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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