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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现代文明下的法治，苏先生认为莫不臻于无我之境。其实，如上所述，这种无我是不可信的。遗憾的是，苏先生不相信，竟然举了台湾的例子说：“今年8月28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时事评论家胡忠信诽谤陈水扁之女陈幸妤‘前往美国银行开户，疑似洗钱’罪名不成立。陈幸妤败诉。（此处语句不通——笔者）贵为公主，也不能置身法外，单就此案来看，台湾司法体制似已进入了无我之境。同为炎黄子孙，能不为彼岸同胞的进步而高兴吗？”苏先生大概是在台湾学法的，仅凭此例就论定台湾司法官员已进入无我之境，未免过分可笑和幼稚。谁不知道陈水扁的选举、腐败、分裂恶行，已经无道德话语可言，而之所以如此，乃因为台湾司法当局诸位，全都进入了“有我之境”，谁还顾及“法律话语”呢！
第四，关于近代的“朕即法律”。请看苏先生这一段话：“毛泽东多次讲过，他不赞成拿稿费，认为没有道理。可是，他从来没有真正拒绝过拿稿费。到文革前，因为他总讲这种话，稿费制度被取消了。然而因为毛泽东的特殊地位，没有任何出版社或报社敢于停付毛泽东的稿费。毛泽东虽然一生主张反特权，却从来没有意识到，党的高度集权制使他成为党和国家里唯一享有最高特权的人。据说，胡耀邦非常欣赏毛主席的风度气魄，但也不时感到很困惑。因为他曾听毛主席说过，‘我是不让权的’，‘我是不做自我批评的’。由此看来，如果不能在道德上做到有我，在法律上做到无我，即便主观上立志想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行动上仍难免会南辕北辙。”
话说远了。即使上面这些话是确切的，笔者以为，板子还不应该打在毛主席的屁股上。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功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定论，这里不议。这里要说的是，我们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在诸如稿费、让权、自我批评等问题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的领导班子成员，显然都处于“有我”的境地之中，没有运用民主集中制的法律话语和法律责任，由此也助长了毛泽东的“有我”。难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吗？
第五，最后一点，苏先生的话说得更远了。电视台“每晚都要推出一个先进模范典型······像吴兢（唐代史官，编撰史书《贞观政要》）那样一味地扬善掩恶，恶难保不会欲盖弥彰，而真善反而会餐在人们心目中变成伪善。甚至可能引发强烈的社会逆反情绪，那可就事与愿违了。”
这可能是某些过分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偏见。宣扬先进典型有什么不好？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报刊杂志连篇累牍地宣扬恶行，吃穿嫖赌，贪赃枉法，欺哄吓诈，假冒伪劣，法律话语稀疏，道德话语沉默，这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吗？实际上，七千多万共产党员中，好人好事不是没有，而是很多。我们一味地扬恶掩善，以至于正气被压，邪气上升，人民群众才极不满意。最近中央大张旗鼓表彰道德模范表彰得好。社会需要在“道德”与“法律”、“有我”与“无我”的问题上来一次拨乱反正。
20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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