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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反者族诛，秦、汉、六朝以来，皆用此法。太宗为秦王时，杀建成、元吉，不过兄弟间互相屠害，其时太宗尚未为帝，不可以反论。乃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銮、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俱坐诛，除其属籍。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
所谓“谋反”，是《唐律》“十恶”罪名中的头一条。李世民收拾玄武门之变中的落败者，援用的就是这一条。赵翼对唐太宗的执法颇有微词，是因为李世民对他人滥用谋反之律，对自己又网开一面，若依《唐律》衡量一下他的行为，必定会做出如下认定：
李世民逼父退位，已经不止是“谋反”，而是“实反”了；后来又事实上逼父迁宫，犯了十恶第六项“大不敬”和“不孝”两条；杀长兄——皇太子建成，犯了十恶第四项“恶逆”；杀弟元吉，犯了十恶第八项“不睦”。若再加上他收兄弟妻、娶同宗兄弟妇等行为，犯了十恶第十项“内乱”。10条重罪，他独坐6条，该伏诛的正是他本人。
中西法律的根本区别
如果说玄武门之变还是个极端的事例，不妨再看看其他的实例。
贞观十一年，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因打猎毁坏了老百姓的田苗，遭到御史柳范的奏弹。太宗说权万纪负责服侍李恪，却不能阻止他打猎，应处以死刑。柳范反驳说：“房玄龄负责服侍您，也同样不能阻止您打猎呀，只惩罚权万纪一个人不合适吧？”太宗大怒，“拂衣而入”。逢着唐太宗这样的明主尚且如此，若碰上个昏暴之君，柳范可就惨了。何谓有我之境的法律，于此可见一斑了。据此似可断言，只要法律不能超越有我之境，不论那个“我”多么高姿态，最终还是难得公平。
有位西方学者曾形容过中西方法律的根本差别，他说中国古代的法律：“更像一种内部行政指示……而不大像法典，甚至连一般的法规都不像。”他解释说：“在研究中国法律时，必须从法官并且最终从皇帝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这与西方人“总是倾向于从诉讼当事人的角度去观察法律”截然不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他的答案是：“对中国人来说，法律就是靠严刑推行的命令，法律制度是一个极为严厉的，潜在地无处不在的，全权的政府的一部分。”易言之，就是“朕即法律”。
这个观点在美国汉学界很有名，以往我总是似懂非懂，如今一下子领悟了，原来无非是说：中国的法律是有我之境的法律，皇帝或实际最高当权者就是那个“我”，一旦触及到“我”，或与“我”有关的特定主体，法律便失灵了。因为“皇帝是法律承认的惟一的‘人’。但他是没有义务的，他的所有行为都是单方面的，因为他从不服从任何其他人”。西方近现代的法律是无我之境的法律，根本不存在“我”。这就是中西法律的本质区别。
道德上要有我 法律上要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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