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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此言，是不是可以作为法律语言来理解呢？西汉法律，盗宗庙服御物者弃市。这是儒家化以前的法律，显然未接受孟子的意见。法律儒家化以后又怎样呢？《大清律例·盗园陵树木》门附例规定“私入红桩火道以内偷打牲畜，为首于附近犯事地方枷号两个月，满日改发极边烟瘴充军”。沈家本说：“以牲畜而戍人于边，去国中之阱几何？”正用前引孟子答齐宣王之典，说明孟子的“王道”理想依然未能融入法律。
与中国相反，在现代西方宪政国家，同样的理想早已升华为鲜活的法律。所有公共设施，包括政府办公场所，一律向公众开放。北欧的瑞典、丹麦和挪威，虽然还保留着君主，但皇宫和首相府都免费对公众开放。在瑞典，政府大门不设警卫，议会开会时要发广告，百姓可以自由旁听。官员即使公务出行，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那一套。1986年瑞典首相帕尔梅在看完电影步行回家的路上被刺身亡，2003年，女外交大臣林德在商场购物时又被杀，但瑞典政府仍旧公开声明，决不会因为畏惧暴力，就放弃他们长期以来为之自豪的、开放的民主政治，将继续保持政治家的平民化和亲民作风。这难道不是孟子“与民同乐”、“与百姓同之”理想的当代西方实景吗？
难怪许多晚清思想家盛赞，西洋良法美政深合中国古圣人之制。若尽斥之为“古已有之论”者牵强附会之词，似亦不合实情。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些话语自秦汉以来始终停留在道德理想的层面，未能转化为现实的法律话语。
诸葛亮式的法治才是儒家的法治
贺麟先生说，儒家式的法治即诸葛亮式的法治，其特点是“去偏私”。马谡违背诸葛亮军令，致使街亭失守，诸葛亮上书“请自贬三等”。当时诸葛亮掌握着蜀汉当局的最高权力，但他并未网开一面，宽纵自己，这就叫“去偏私”，用本文的话说就是“无我”。简言之，无我之境的法治就是任何人都不能自外于法治，没有可以例外的“我”，最高统治者亦然。
贺麟先生说儒家精神的法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法治相近，确乎不错。现代宪政文明下的法治，莫不臻于无我之境，即便是政事纷扰的台湾，近来亦有可喜的大跃进。据央视报道，今年8月28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决时事评论家胡忠信诽谤陈水扁之女陈幸妤“前往美国(银行)开户，疑似洗钱”罪名不成立，陈幸妤败诉。贵为“公主”，也不能置身法外，单就此案来看，台湾司法体制似已进入了无我之境。同为炎黄子孙，能不为彼岸同胞的进步而高兴吗？
玄武门之变中的法律问题
相形之下，李世民虽能开创“贞观之治”的盛世，却开创不了无我之境的法治格局。尽管他也曾放出豪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但说归说，做归做。看一看他对玄武门之变的善后处理就明白了。
还是赵翼说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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