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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自曹魏以后，儒家的许多道德话语被有选择地写入律典，实现了瞿同祖先生所谓的法律儒家化。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淆乱，愈演愈烈，这不仅大大扭曲了孔孟之道的本意，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逆反心理。号称“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就是其中的典型。据史书记载，阮籍是个真正的孝子。他母亲去世时，他正在下棋，听到丧讯却故意不停下来。待到葬母时，他又故意“食一蒸豚，饮斗酒”，至“呕血数斗”。钱穆先生说，阮籍是真心实意的孝子，他不肯遵守儒礼，是因为“痛恶当时那些假孝子，外守丧礼，而内心不戚”。他不肯“与世同污，所以故意吃酒吃肉，不遵服制。其实他内心非常哀痛，并非凉薄不孝”。阮籍的做法显然是出于对儒礼的误解。他不知道，“儒家‘丧忌酒肉’正恐悲来伤胃。阮籍就吃了这亏，一时悲从中来，正因吃了酒肉，遂致呕出血来。此乃因不遵礼而毁身伤性……不知儒家之礼，正为大忠大孝之人而设。”
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里颜渊最好学，其表现是“不迁怒，不二过”。阮籍之辈迁怒于孔孟，看来还是学业不精所致。
道德话语不可随意转换成法律话语，并不是说道德话语不能转换为法律话语，而是说不可无条件地、随随便便地转换。转换必先满足一定的条件，法律才能显得公平，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尊重和奉行。这其中最打紧的，就是要将有我之境转换为无我之境。
权利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
齐景公问政，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是劝喻齐景公恪尽职守，做出个君父的样子来。可齐景公没有听懂孔子的话，他说：“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显然他不是从有我之境上思考自己作为君父的责任，而是片面地将臣子对君父的忠孝义务，理解为硬性的名分制度，将道德话语变成了法律话语。但在做此转换时，他却没有将君父对臣子的仁慈义务，理解为硬性的法律话语，也就是说，没有将有我之境相应地转换为无我之境，于是便形成了君父对臣子有权利而无义务，臣子对君父有义务而无权利的片面化权利义务关系，这是有我之境的法律所必然呈现的格局，其基本表现便是权利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和不对称。
有学者说：“东方伦理之缺点，在详言卑对尊之道，而不详言尊对卑之道。”笔者以为，东方固有法律确实未详言“尊对卑之道”；但是说儒家伦理思想不详言“尊对卑之道”，恐怕还有商榷的余地。
前引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不包含“尊对卑之道”。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论语·尧曰》篇分别引尧、商汤、周武等古帝王语，均涉及“尊对卑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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