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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有个叫赵宣的人，葬亲后不封墓道，在墓道中居住二十多年服孝，博得了“乡邑称孝”的靓名，“州郡数礼请之”，他还故作推脱。郡守陈蕃亲自登门求见，方知道他在服丧期间居然养了5个儿子，戳穿了骗局。陈蕃大怒，将赵宣治了罪。这是《后汉书》里记载的一则真实故事，人们常常用这个故事来揭露儒家礼教的虚伪，恨屋及乌，连孝悌还算不算得一种美德，似乎也令人质疑了。其实赵宣的闹剧或者说悲剧，不能全怪他本人，主要应归咎于当时官府的官吏选拔制度——举孝廉，该制度事实上将本属道德话语的服丧惯习，转化为法律话语的硬性规范。人们为了当官，便花样翻新地表演各种虚情假意的孝行闹剧。因此，与其迁怒于礼教，倒不如归责于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的错乱更为恰当。
三纲之说的入律
似此由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转化为无我之境的法律话语造成的是非混淆，举不胜举，最严重的莫过于三纲之说的入律了。
汉儒发挥韩非子思想而形成的三纲学说，本是有我之境的道德话语，是以臣、子、妻为“我”这个特定的主体说的，是臣、子、妻自律、律己的道德信条，而不是治人、律他的法律话语。贺麟先生对此有过深刻的阐释。他说从五伦到三纲是必然的发展，否则社会关系就不能稳定。然而当三纲之说由道德转换为法律后，便成了掌握在君、父、夫手中的利刃，等于是单方面赋予了他们要求于臣、子、妻的法定权利。于是便形成了谭嗣同所描述的：“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箝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箝制之器。”
其实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男可重婚，女无再适”，都是君、父、夫的一厢情愿之词，是强加于臣、子、妻的法律话语，与孔孟“律己严，待人宽”的道德伦理思想大相径庭。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我做起”，多提高自己，少指责别人；“不要只拿马克思主义的镜子照别人，而不照自己”；“要先做、多做自我批评，后批评、少批评、最好是不批评别人”。这是儒家的修己治人纲领。依此纲领，君、父、夫根本就不应该苛责于臣、子、妻，要求臣死子亡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就是不仁。《大学》说：“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程颐，也就是那个因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而广遭非议的小程伊川，就反对单方面要求妇女守节。
法律的儒家化，扭曲了原初儒家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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