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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红楼梦》的人，大概会记得贾蓉转述的那句民谚“脏唐臭汉”。这“脏唐”之脏，第一个脏在李渊身上，第二个就脏在唐太宗身上，而且是子过其父，脏乎其脏。接下去的20个皇帝，又有哪个洁净呢？
或问，《贞观政要》是正牌史家撰述的正经史书，不是野史小说，怎会与史实有那么大的反差呢？平心而论，这倒不能全怪吴兢。李世民不比庸常之君，他并不满足于打天下，坐江山，还有救世匡俗、挽回道德人心的壮志雄心。你看他登基伊始，便信誓旦旦地宣告要“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做臣子的，哪个不期盼遇上个圣明的君父呢？吴兢绝非阿谀邀宠的小人，他编撰此书的目的，原是要为后来的人君树立效法的榜样，碰巧李世民确有其英雄光彩的一面，于是便刻意将另一面给忽略了。
做民众的道德老师
李世民和吴兢大概都没有料到，无论从道德语境还是法律语境上说，由官府做民众的道德老师，不特起不到惩恶劝善的作用，恐怕还会适得其反。
儒家经典《大学》说：“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段话，李世民本人也很熟悉，但还是明知而故为。他声言要拯救道德，仪范天下，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他身上，道德瑕疵实在是太多了，做个反面教员绰绰有余。后人非要让他担负起那样的重任，也是“爱之适所以害之”。
用纯正的儒家价值标尺衡量一下，唐太宗不要说是“圣”了，连“仁”都算不上。宋代大儒张载就说过：“唐太宗虽英明，亦不可谓之仁主。”这话还是很客气的。史书上飘忽闪烁的“玄武门之变”，若站在儒家道德立场上看将去，活脱脱就是一出逼父、弑兄、屠弟，抢班夺权的连台大戏。老实不客气地说，李世民不是什么圣王英主，而是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
若说李世民内心中一点善端都没有，那也不合实情。你看他在夺权当政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确实是招贤纳谏，广事宣讲仁义诚信之道。《贞观政要》收录的这方面的言行很多，不可能全是无中生有，虚捏出来的；也不能说，他只是唱唱高调，故作姿态。探其用心，未必不是想弥补逼父弑兄的道德亏缺，扭转玄武门之变给臣民留下的负面印象，期望李唐王朝在他身后能够长治久安。为此，李世民特别注意教育子孙尽忠尽孝，这也是预警效尤，严防自己的身影在后代重现。
李世民的“报应”
可他没有料到，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又发生了差不多完全相同的悲剧。他的两个儿子，先立为太子的长子承乾、四子魏王泰，硬是不遵教诲，偏偏要学他的榜样，争夺储位，被他或废或贬，幽愤而死。第三子吴王恪“有文武才”，号称是太宗诸子中最贤者之一，也在他死后不久被冤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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