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标是高尚的，但目标的高尚并不能说明手段的正当。在追求高尚目标的同时，如果将太多东西当作祭品，将会使目标本身变得贫乏而空虚。
国家幻想着像父亲一般去安排一切，却没有预见到任何“慈父情怀”都可能导致可悲的结果，使人幸福的愿望往往在实现他人幸福的过程与目标背道而驰。国家在“关怀”公民的同时，也剥夺了公民“不被关怀”的权利。国家在保护公民的同时，也使公民成了潜在的受害者。刑事诉讼是针对犯罪行为进行的，这一过程不仅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严肃法纪，维护秩序，更关系到政权的巩固，统治的稳定。（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秩序的斗争”）。刑事活动本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是代表国家行使社会控制职能的活动，因此，体现在刑事诉讼个环节的国家干预色彩也就较民事诉讼更为浓烈。
刑事诉讼总是由侦查揭开序幕的，能否破案意味着一场诉讼能否真正开始，因此，侦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现行的侦查活动由公安（含国家安全机关与军队保卫部门）和检察院（主要市反贪与渎职犯罪侦查部门）双系统组成。不能说国家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权力制衡的问题，但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院还要行使部分侦查职能（除了涉嫌犯罪者的身份不同需要区别对待外，似乎找不出更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要设置两套独立的侦查系统）本身就存在制度上的不合理。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检察机关依法负有监督侦查活动合法性的职责，但这种监督由于既没有渗透到侦查过程的细节中，也没有与监督对象形成真正的“利益与荣誉共同体”，因此往往流于形式。“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成了具文。
审判是诉讼活动的中心。为了更好地履行法官的职权，做出公正的判决，庭前预审等程序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国学者皮埃尔﹒尚邦称：“罪名审定——预审法官确认犯罪事实，查证情节，集中所有迹象，力求证实作案人，这就是预审”。换句话说，预审就是查明案件时否为被控人所为，已侦破案件是否应进入正式审理程序。预审是被控人不受冤枉裁决的一道防线，出于“慈父情怀”的考量，为了更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预审法官的审查范围甚至扩大到了侦查阶段，这实际上使法官兼具了起诉控制和审判的职能，这一角色职能混淆，造成了程序上的混乱，体现在实践中就是法官对被控人未问先审，未审先判，显而易见的“先入为主”，使得被控人的辩护在审判法官那里失去了意义，因为判决在此之前就已经在法官心中形成了。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诉讼所遵循的准则。强大的国家侦、控机关总是能够收集到被控人犯罪的“事实根据”，甚至面对不配合的被控人，为了尽早结案，竟也不择手段的迫使被控人“就范”，以至刑讯逼供普遍存在，成了公开的秘密。这样的前提下获得的“事实依据”，其可信度本身就值得怀疑。控诉机关为了取得诉讼的胜利，在移送证据阶段故意“依法不予移送”全部证据，而是将部分有利证据当作“杀手锏”，通过突袭式的证据展示来争取庭审的主动，以打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嚣张气焰”。如此赢得诉讼，胜之不武、败则怨恨。
更有甚者，为了迎合民众的义愤，法官（法院）甚至将“依法办事”的信条抛在了脑后，取而代之的是“依民愤办事”。狂热的激情超越了法律的冷静，在平息众怒的同时，我们所应当信仰的法律也受到了戕害。法官不敢依照法律办事，或者屈从于社会的压力而违背法律人所应信守的原则，其实是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不自信，甚至是法官对社会强权（个人的愤怒当然不能构成强权，但是当“集体性”的愤怒形成进而干涉影响审判的时候，这种“义愤”就是对法律的强权）的“献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