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K. Young所说的“偏见”，主要表现为“厚此轻彼”，对个别企业给予过多的、甚至是无微不至的指导，引起别的企业的异议，认为违反平等对待要求。而不包括我们泛泛理解的，因为缺少诚信，利用信息不对称、不透明而发生的问题。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9.
英国也有一个类似的、很重要的判例，R.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ex parte Kahn案，其判决却令人击节。该案中原告和他的妻子都定居在英国，想收养一个巴基斯坦的孩子。他去有关部门咨询时，对方给了他一个内政部的通知，里面很清楚地规定：对于想要收养、但又无权进入英国的孩子，在例外的情况下，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内政大臣也可以行使裁量权，作出有利于该孩子的决定。原告和他妻子就按照上述条件办了，并以为内政大臣会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作出决定。但是，内政大臣却以另外完全不同的条件为由拒绝批准该儿童入境。Cf. Alastair R. Mowbray, “AdministrativeGuidance and Judicial Review”(1985) Public Law. Cf. C. F. Forsyth, “TheProvenance and 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1988) Cambridge Law Journal 247～248. 该案是普通法国家中探讨实质合法预期（substantivelegitimate expectation）的一个经典案例，认为对当事人只提供传统的程序性保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实质性保护问题。参见，余凌云：“行政法上合法预期之保护”，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0－953.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1.
在我看来，可以考虑建立多元化的裁决机制。比如，在工商局内部建立类似Ombudsman的解决纠纷机制，或许更契合“泉州模式”。也就是，在工商局法制处设置若干协调员，由有实践经验的执法人员担任。企业如果不接受工商所的指导，又顾虑会因此与工商所处不好关系，可以联系协调员。后者如果认为工商所的行政指导有问题，可以出面进行协调。
参见，莫于川、郑宁：“泉州经验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创新意义——福建泉州工商行政机关推行行政指导的调研报告”，收入《行政指导：行政管理创新的共赢之路——泉州工商行政指导实践》（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编，2007年7月），第37页。
参见，甘文：《
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 — 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6页。
参见，刘宗德：“试论日本之行政指导”，载于（台湾）《政大法学评论》第40期（1989年12月）。
在行政指导中引入信息披露，让规制由“软”变“硬”，这也是我非常想向泉州工商局推荐的担保方式。
参见，纪振清：“日本行政指导之机能与判例趋向”，载于（台湾）《法律评论》第60卷第11、12期合刊。
Cf. Michael K. Young, “Judicial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Guidance: Governmentally Encouraged Consensual DisputeResolution in Japan”(1984) Columbia Law Review 9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