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尽管如此，由于福利权在
宪法中的不同地位，导致各国社会保障的政治过程和政策结果具有不同的特征。而福利权的
宪法地位，更多的是通过这样的描述和规定影响了某种福利承诺。而在某些福利传统的国家里，通过将福利权
宪法化可以更好的实现福利权。进一步地，当存在针对
宪法权利和司法审查时，将更有效地对社会保障政策作出回应抑或否定。例如，以美国为例，由于
宪法意义上的福利国家和福利权的缺失，使得福利权的实施往往更为借助私人组织和州意义上的行政机构。而与之不同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其
宪法中往往承认了一定的福利权，这使得国家被规定了一定的发展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义务，比如我国的
宪法规定。鉴于
宪法上的规定，这些福利权的实现往往更带有某些“普遍性”的特色，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全面的确立。
五、结语
本文旨在将福利权性质的相关争议做一理论上的厘清。通过相关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福利权尽管存在着诸多实践上的难题。但是，这种权利仍旧可以获得某种保障或者具备一定的被证实的理论基础。从整体上，我们认为，福利权是一种带有混合性质的权利，其既包涵消极面向也包涵积极面向；福利权是作为两种权利被讨论的，其一为道德权利，其二为法律权利。正是由于这些难题，作为更为注重权利执行和实现的美国人来说，常常会反对将福利权写入
宪法。因为，在他们看来，写入不写入并不意味着对它的保障有何影响。
那么，我们国家呢？考察我国的宪政发展历程以及历届
宪法文本，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丰富的福利权身影。例如，物质帮助权、退休制度等，这些都可以说有利的保障了这种权利。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往往会发现诸多无力之时。例如，由于城乡差异所导致的农民必要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的缺失；再如，城市农民工的边缘身份所导致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恰恰也在某些方面印证了福利权的实现同其他权利相比，更需要相应的财政与物质保障。这也是各国对福利权有所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同样需要考量这样的问题，即
宪法中的权利如何在现实中得以更好的实现？是否
宪法中所有相关的社会保障规定，公民都可以以此来要求国家给付？等等。这些借助本文的标题“双重面向的福利权”或许都可以找到某些解决路径。福利权的双重面向使国家在保障福利权过程中，在那些积极面向的领域，可以要求国家积极给付，但同时需考虑这种权利是否是一种
宪法权利。此外，如果某些法律将它具体化为一种法律权利，则福利权可以由此得以具体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更多的问题讨论将在他文展开。
【注释】 参见【英】伯林：《两种自由概念》，《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公共论丛）, 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229页。其中，“消极自由”意味着：“在这样的限度以内，某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应对被允许做他想做的事情，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而不受他人的干涉”；而积极自由意味着权利的“自主”存在，意味着自我实现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