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相对于这些试图寻求福利权的学者们来说，更多学者对福利权的
宪法化表示了深深忧虑。在霍尔姆斯和森斯坦的著作中，概括了反对福利权
宪法化的论证路径。在他们看来，“
宪法是任务有限的法律文件，如果一个国家试图使体面社会需要的所有事情都受法律拘束、司法上可实施，其
宪法就要有失去一致性的危险。如果美国人创造了依赖于经济状况获得住宅和卫生保健的昂贵
宪法权利，我们宁愿让权利法案超载。”[23]
反对将福利权写入
宪法的主要原因，在于福利权是一种依赖于经济状况的权利，往往会带来对于公共财政的挑战，即使这种权利得以规定，往往也难以真正的得以实现。因此，有学者认为，过于执着于
宪法是否规定了福利权的讨论的学者，某种意义上是将
宪法视为了一种文字修饰，一种表达最深沉的希望和最美远景的修饰。
此外，亦有学者进一步审视了美国人对福利的态度。对于美国人而言，其一般都反感“搭便车”的行为，往往在“在应得的和不应得的政府扶助份额之间加以界别”。同时，福利领受者往往也被他人认为是不能自立的人群。因此，低收入人群可能会选择拒绝接受福利援助。因此，对于美国国会而言，深知“索取太多的风险”，而将权利
宪法化，会阻滞福利改革的进程。“如果法院不顾公众强烈反对而推行积极权利，最后只能是一个两败俱伤之局；如果法院不能成功的区别法律中应受和不应受扶助贫困者，给每人以扶助，将会受到公众轻蔑。”[24]
当然，基于美国的宪政传统，亦并不认为被写入
宪法的权利就能得到保护，而更需要看重权利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效果。这或许与美国崇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有暗合之处，例如，哲学家詹姆斯就认为“假定某一观点或信念是真实的，那么如若它确是真实的，那么对每个人的实际生活，又带来了怎样的具体差异呢？”[25]当下，美国相当一部分公法学者对福利权的实效性予以了关注，即考察在实践中福利权能否享有，能否实现；福利请求人是否能因此获得实际的利益，或者社会生活是否就会因此而改变。例如，美国学者赫希考芙（Hershkoff）援引了相关的统计数据，指出在州宪中对积极权利予以明文规定的9个州，即阿尔巴马、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堪萨斯、密西根、密苏里、蒙大纳、北卡罗莱纳以及怀俄明州，与其他在州宪中没有对积极权利予以规定的州相比，其福利状况并无显著的差异。存在积极权利规定的州，并未能治愈其贫穷问题，甚或都没有什么显著的改观。[26]因此，从权利的实效性出发，这些学者对于福利权入宪持怀疑态度。
2．在美国联邦
宪法和州宪中寻求福利权的可能性
在美国联邦
宪法中，并未对福利权进行明文规定。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公法学者开始试图从
宪法中寻找推演福利权的可能性。但在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中，几乎从未出现援引
宪法条款来认可公民福利权的情况，其始终在努力划清积极和消极权利的界限并拒绝从
宪法中找寻积极权利的基础。在判决中，也认为对公民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并非法院的管辖范围。[27]
